周五·国际 |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获胜,你关注了吗
文/于海青
当地时间1月25日希腊大选正式举行,当晚公布的结果显示: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击败执政的保守党,成为欧元区第一个执政的反对紧缩政党。
Syriza上台后,将如何影响欧洲局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有多大?面临即将到期的债务,希腊左翼政党将如何再与欧洲“三驾马车”展开谈判?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不是突然形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仍需从“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与演进中寻找答案。
“激进左翼联盟”的全称是“激进左翼联盟—统一社会阵线”(the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Unitary Social Front,希腊语简写为SYRIZA) ,最初是希腊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组成的一个竞选联盟,在2012年6月议会选举前转型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政党。在2012年两次希腊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异军突起,从议会第五大党跃升为第二大党,一举打破了1974年进入后独裁统治以来希腊政坛长期由中左翼社民党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右翼 “新民主”党把持的局面。目前是希腊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
“激进左翼联盟”的理论战略和组织基础
“激进左翼联盟”(主要是作为其核心基础的“左翼联盟”)具有现代“新左翼”政党的一些显著特点,比如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形式分散、选民主要集中于社会中间阶层等。同时,作为左翼政党,其理论主张和政策观点也具有“激进”的一面。
从意识形态看,“左翼联盟”的自我定位,是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左翼政党。它支持混合经济,尤其强调女权主义、民主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新政治议题”。其成员主要包括那些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生态导向的力量,以及一些要求发展民主和强调民族自决权的进步人士。因此,“左翼联盟”虽然起源于工人运动,但并非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党内围绕卢森堡、葛兰西、普兰查斯甚至奈格里和哈特的政治理论以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争论,但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从党的组织看,“左翼联盟”是一个去集中化的分散型政党。党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中央政治委员会、地区和基层党组织。其党章明确鼓励党员和地方组织直接参与党的政策制定、决策和相关候选人的选择;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其部门会议向党员开放,邀请感兴趣的党员参加党的政策制定;党员有权坚持自己的“倾向”(tendencies),以促进意见表达自由、党内多元主义和争论;重要议题进行党内公决;地区组织对参与各选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有决定权;除了大城市和地区外,地方组织对参与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有完全决定权;党主席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从党员和选民基础看,虽然党创立时的相关文件呼吁“有工作和文化的男女性、青年人和被排除者”加入其中,但却绝非阶级性吁求。从“左翼联盟”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兼容型”政党,致力存在于“希腊社会的每一角落和缝隙间”。同时,它也对受性别不平等和环境恶化影响的各社会群体明确发出了跨阶级呼吁。尽管如此,“左翼联盟”的党员和选民比较集中于特定阶层。就党员构成而言,“左翼联盟”过去十年间稳定存在的约16000名党员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教师等公共部门从业者;其次是雇主和自雇者;再次是私营部门员工。从选民构成看,“左翼联盟”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青年学生、私营和公共服务从业者以及自雇者。显然,“左翼联盟”对于左翼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缺乏吸引力,工人支持率甚至低于各党平均水平。
从政策主张看,“左翼联盟”展现了明显的激进色彩。其党纲认为,当前世界形势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导,美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其发展后果必然是民主和社会收益被剥夺、国际法和联合国遭到忽视、资本主义体系现存矛盾日益加剧并扩大至日常生活各领域,各种新形式的抗议和抵抗运动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新的全球化的、多层面的左翼正在崛起。在国内政治中,它支持政教分离、同性婚姻、移民地位、软性毒品合法化,反对在公共领域使用摄像镜头,等等。在欧洲政治层面,“左翼联盟”一度积极支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单一货币和欧洲共同防卫政策,主张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而非政治)进程。但自1990年代末以来,对美国在欧盟一体化中的作用、欧洲货币联盟在各成员国的实现方式以及欧盟经济和就业政策的社会层面内容,“左翼联盟”更多地转向提出批判性言论,对欧盟的发展前景转向怀疑论和悲观主义,支持“欧盟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全面重建”。
从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看,“左翼联盟”虽然也致力于发展与工会组织的联系,比如在2002和2007年分别建立了名为“自治干预”(Autonomous Intervention)和“激进左翼联盟工会成员网”(SYRIZA Network of trade Unionists)等组织,旨在扩大党在希腊两大主要工会“全国劳工总会”(GESS)和“全国公职协会”(ADEDY)中的影响,以及加强对出版、电信、计算机等新行业工会的水平协调,但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在社会运动领域,通过积极参加并尝试影响各种新社会运动,尤其致力于加强与青年一代运动参与者的联系,发挥自己的青年组织“左翼联盟青年”(SYN Youth)在党与全球正义运动间的纽带作用,并直接推动“希腊社会论坛”( Greek Social Forum)的形成,“左翼联盟”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
“激进左翼联盟”迅速崛起的动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激进左翼联盟”崛起最主要的外部原因。2009年金融危机开启了希腊政治发展的新时代。正是这一年,在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击败执政的中右翼新民主党后不久,金融危机抵达希腊,并诱发了产生极大破坏性影响的主权债务危机。为应对危机,泛希社运政府以及2011年11月后与新民主党共同组建的两党联合政府,诉诸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计划,实施了史无前例的财政紧缩措施,迅速推进结构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政策导致希腊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锐减(2008到2012年间下降超过20%)、失业率屡攀历史高位(2013年最新数据是超过27%,其中青年失业率超过64%)、源于工资缩减消费下降了20.7%。主权债务危机很快演变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自2009年以来,希腊的社会动员水平空前提高,各种形式的反紧缩抗议行动,比如工会组织的罢工以及诸多街头游行、新兴社会运动将民众对执政两党的反感情绪推向极致,1974年后占主导地位的希腊两党体制岌岌可危。
“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胜算的砝码,是其坚定的反紧缩立场。债务危机发生以来,生活水平的陡然降低,对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公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自雇者和小商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这些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者,执政联盟两大主要政党中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但没有提出有效保护其利益的举措,却从支持再分配转向支持紧缩政策,并致力于紧缩政策合法化,这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激进左翼联盟”有效地利用民众对于经济现状尤其是紧缩政策的不满以及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废止救援协议、废除反工会和反工人措施、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以及保证希腊在欧盟和欧元区的平等地位等主张。显然,经济危机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右”转,留下了一个左翼真空,将那些不满的选民重新导向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反紧缩的左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乘势而起的巨大空间。
“激进左翼联盟”崛起的另一重要推动因素,是其富有成效的社会动员战略。经济危机期间,“左翼联盟”继续推进其“回归社会”战略。一是积极参与通过正式工会结构组织的罢工,尤其在地方层面上组织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罢工抗议;二是积极支持危机期间发生的各种“社会不满运动”,比如“不付款”运动(“Won’t Pay”,反对高速公路付费),并通过分发食物和药品、给学生免费授课等方式,在一些主要城市构建了由其控制或至少能够产生主要影响的团结行动网,加强了与各社会阶层的联系;三是非正式地但却积极参与希腊的占领运动——“愤怒者运动”,其部分党员干部甚至在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同时,它也尝试将“广场运动”与其他罢工和游行结合起来,比如2012年6月25—26日罢工者和“愤怒”抗议者联合举行的雅典总罢工。在此次罢工后,“激进左翼联盟”的民测支持率明显提升。
此外,“激进左翼联盟”极富魅力的领导层在选举动员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希腊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党的领导人一直是政党政治中的关键角色。2008年仅33岁就当选党主席的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是个年轻、充满活力的魅力型领袖,备受选民欢迎。同时,“激进左翼联盟”也吸纳了一大批拥有很高声望的领导干部和左翼学者,他们在捍卫党的纲领以及说服公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全文原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作者: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于海青
破土转自观察者网,编辑时有删减
当地时间1月25日希腊大选正式举行,当晚公布的结果显示: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击败执政的保守党,成为欧元区第一个执政的反对紧缩政党。
Syriza上台后,将如何影响欧洲局势?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有多大?面临即将到期的债务,希腊左翼政党将如何再与欧洲“三驾马车”展开谈判?一个政党的政治主张不是突然形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仍需从“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与演进中寻找答案。
“激进左翼联盟”的全称是“激进左翼联盟—统一社会阵线”(the Coalition of the Radical Left-Unitary Social Front,希腊语简写为SYRIZA) ,最初是希腊一些激进左翼政党组成的一个竞选联盟,在2012年6月议会选举前转型为一个独立、统一的政党。在2012年两次希腊议会选举中,“激进左翼联盟”异军突起,从议会第五大党跃升为第二大党,一举打破了1974年进入后独裁统治以来希腊政坛长期由中左翼社民党 “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右翼 “新民主”党把持的局面。目前是希腊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
“激进左翼联盟”的理论战略和组织基础
“激进左翼联盟”(主要是作为其核心基础的“左翼联盟”)具有现代“新左翼”政党的一些显著特点,比如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党的组织形式分散、选民主要集中于社会中间阶层等。同时,作为左翼政党,其理论主张和政策观点也具有“激进”的一面。
从意识形态看,“左翼联盟”的自我定位,是既非共产党也非社会民主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多元左翼政党。它支持混合经济,尤其强调女权主义、民主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新政治议题”。其成员主要包括那些致力于克服资本主义弊病的具有激进民主主义和生态导向的力量,以及一些要求发展民主和强调民族自决权的进步人士。因此,“左翼联盟”虽然起源于工人运动,但并非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党内围绕卢森堡、葛兰西、普兰查斯甚至奈格里和哈特的政治理论以及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争论,但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从党的组织看,“左翼联盟”是一个去集中化的分散型政党。党的组织结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中央政治委员会、地区和基层党组织。其党章明确鼓励党员和地方组织直接参与党的政策制定、决策和相关候选人的选择;党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其部门会议向党员开放,邀请感兴趣的党员参加党的政策制定;党员有权坚持自己的“倾向”(tendencies),以促进意见表达自由、党内多元主义和争论;重要议题进行党内公决;地区组织对参与各选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有决定权;除了大城市和地区外,地方组织对参与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有完全决定权;党主席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从党员和选民基础看,虽然党创立时的相关文件呼吁“有工作和文化的男女性、青年人和被排除者”加入其中,但却绝非阶级性吁求。从“左翼联盟”的整个发展进程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兼容型”政党,致力存在于“希腊社会的每一角落和缝隙间”。同时,它也对受性别不平等和环境恶化影响的各社会群体明确发出了跨阶级呼吁。尽管如此,“左翼联盟”的党员和选民比较集中于特定阶层。就党员构成而言,“左翼联盟”过去十年间稳定存在的约16000名党员中,所占份额最大的是教师等公共部门从业者;其次是雇主和自雇者;再次是私营部门员工。从选民构成看,“左翼联盟”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于青年学生、私营和公共服务从业者以及自雇者。显然,“左翼联盟”对于左翼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缺乏吸引力,工人支持率甚至低于各党平均水平。
从政策主张看,“左翼联盟”展现了明显的激进色彩。其党纲认为,当前世界形势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为主导,美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其发展后果必然是民主和社会收益被剥夺、国际法和联合国遭到忽视、资本主义体系现存矛盾日益加剧并扩大至日常生活各领域,各种新形式的抗议和抵抗运动因而迅速发展起来,新的全球化的、多层面的左翼正在崛起。在国内政治中,它支持政教分离、同性婚姻、移民地位、软性毒品合法化,反对在公共领域使用摄像镜头,等等。在欧洲政治层面,“左翼联盟”一度积极支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单一货币和欧洲共同防卫政策,主张推动欧洲一体化的经济(而非政治)进程。但自1990年代末以来,对美国在欧盟一体化中的作用、欧洲货币联盟在各成员国的实现方式以及欧盟经济和就业政策的社会层面内容,“左翼联盟”更多地转向提出批判性言论,对欧盟的发展前景转向怀疑论和悲观主义,支持“欧盟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全面重建”。
从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看,“左翼联盟”虽然也致力于发展与工会组织的联系,比如在2002和2007年分别建立了名为“自治干预”(Autonomous Intervention)和“激进左翼联盟工会成员网”(SYRIZA Network of trade Unionists)等组织,旨在扩大党在希腊两大主要工会“全国劳工总会”(GESS)和“全国公职协会”(ADEDY)中的影响,以及加强对出版、电信、计算机等新行业工会的水平协调,但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在社会运动领域,通过积极参加并尝试影响各种新社会运动,尤其致力于加强与青年一代运动参与者的联系,发挥自己的青年组织“左翼联盟青年”(SYN Youth)在党与全球正义运动间的纽带作用,并直接推动“希腊社会论坛”( Greek Social Forum)的形成,“左翼联盟”产生了重要社会影响。
“激进左翼联盟”迅速崛起的动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尤其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激进左翼联盟”崛起最主要的外部原因。2009年金融危机开启了希腊政治发展的新时代。正是这一年,在中左翼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击败执政的中右翼新民主党后不久,金融危机抵达希腊,并诱发了产生极大破坏性影响的主权债务危机。为应对危机,泛希社运政府以及2011年11月后与新民主党共同组建的两党联合政府,诉诸于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援助”计划,实施了史无前例的财政紧缩措施,迅速推进结构改革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这些政策导致希腊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锐减(2008到2012年间下降超过20%)、失业率屡攀历史高位(2013年最新数据是超过27%,其中青年失业率超过64%)、源于工资缩减消费下降了20.7%。主权债务危机很快演变为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反过来又诱发了大规模的政治危机。自2009年以来,希腊的社会动员水平空前提高,各种形式的反紧缩抗议行动,比如工会组织的罢工以及诸多街头游行、新兴社会运动将民众对执政两党的反感情绪推向极致,1974年后占主导地位的希腊两党体制岌岌可危。
“激进左翼联盟”赢得胜算的砝码,是其坚定的反紧缩立场。债务危机发生以来,生活水平的陡然降低,对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公私营部门的工薪阶层、自雇者和小商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这些社会阶层的主要代表者,执政联盟两大主要政党中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不但没有提出有效保护其利益的举措,却从支持再分配转向支持紧缩政策,并致力于紧缩政策合法化,这引发民众强烈不满。“激进左翼联盟”有效地利用民众对于经济现状尤其是紧缩政策的不满以及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提出了废止救援协议、废除反工会和反工人措施、实现民主和社会公正以及保证希腊在欧盟和欧元区的平等地位等主张。显然,经济危机下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的“右”转,留下了一个左翼真空,将那些不满的选民重新导向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反紧缩的左翼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乘势而起的巨大空间。
“激进左翼联盟”崛起的另一重要推动因素,是其富有成效的社会动员战略。经济危机期间,“左翼联盟”继续推进其“回归社会”战略。一是积极参与通过正式工会结构组织的罢工,尤其在地方层面上组织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罢工抗议;二是积极支持危机期间发生的各种“社会不满运动”,比如“不付款”运动(“Won’t Pay”,反对高速公路付费),并通过分发食物和药品、给学生免费授课等方式,在一些主要城市构建了由其控制或至少能够产生主要影响的团结行动网,加强了与各社会阶层的联系;三是非正式地但却积极参与希腊的占领运动——“愤怒者运动”,其部分党员干部甚至在运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同时,它也尝试将“广场运动”与其他罢工和游行结合起来,比如2012年6月25—26日罢工者和“愤怒”抗议者联合举行的雅典总罢工。在此次罢工后,“激进左翼联盟”的民测支持率明显提升。
此外,“激进左翼联盟”极富魅力的领导层在选举动员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在希腊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党的领导人一直是政党政治中的关键角色。2008年仅33岁就当选党主席的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是个年轻、充满活力的魅力型领袖,备受选民欢迎。同时,“激进左翼联盟”也吸纳了一大批拥有很高声望的领导干部和左翼学者,他们在捍卫党的纲领以及说服公众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全文原载于《科学社会主义》2013年第4期,作者:中国社科院马研院,于海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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