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

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鸣沙
在这样短的篇幅里，谈论周一良先生的学术是很难的。还记得我好几次到日本访问，都曾听到那边著名的学者对周先生学问屡屡表示的敬意，比如我很尊敬的两位，已经退休的京都大学教授谷川道雄和还在任上的京都大学教授吉川忠夫。有一次，请日本学者撰文推荐他所喜爱的中国古代经典和现代名著各一种，吉川忠夫先生推荐的，古代经典是《世说新语》，而现代名著，就是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读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和札记，总觉得他是以坚实的文献学功底，广阔的社会史视野和深入的思想史眼光，来寻找研究思路和探索历史问题的，这一点很像陈寅恪。民族、宗教、区域差异、制度变迁等等概念，实际上常常是他研究时的潜在框架。所以，在那些看似专门的论题背后，有相当深广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且不说《乞活考》、《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论宇文周之种族》等长篇论文，就是《札记》里面那些短短的笔记，其实也有相当大的背景。随意举一个例子罢，比如我很有兴趣的《灵宝》一条，就是虽简单但很有启发性的。尽管日本大渊忍尔和法国康德谟都曾经撰写长文讨论过“灵宝”的问题，但论文都只局限在道教经典和思想上，而周先生这一条札记，却从当时桓玄以灵宝命名，说到桓玄后来沙汰佛教徒，与“信奉天师道颇有关系”，而一旦篡位又“不复从天师道立场压抑佛教”，指出“信仰服从于阶级，宗教固仍须服务于政治斗争”，其实这背后正蕴涵着南北朝时代的佛教与道教、家族与政治、政治与宗教的一个大话题。
 
并不是说周先生的学术领域仅在魏晋南北朝史，从这部大体收集了周先生论著的集子里可以看到，周先生对日本历史、佛教文献的研究是相当深入的。周先生对日本的研究积学日久，甚至比他专攻魏晋南北朝史还早，从小在私塾请日本人教日语，到后来在哈佛师从叶理绥，到在美国教授日语，到回国后接受了亚洲史的教学任务再度研究日本，其实花的精力不比魏晋南北朝史少，看他早年写的《大日本史之研究》，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至于佛教的研究，前年我读钱文忠翻译出来的，周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论唐代密宗》，就觉得极其精彩。至于早就读过的关于《牟子理惑论》的考证、关于佛典翻译文学的论述和关于中国的梵文研究，一直给我一个相当深刻的印象，即在佛教研究方面，周先生的文章也已经是第一流的了，他在哈佛用“拼命”的精神学了梵文，毕竟还是有结果的。
 
我私下问过一些中外朋友，大家似乎公认周先生的学问，确实是魏晋南北朝史第一，佛教史与敦煌学其次，而日本史的研究，相对影响不如前两领域，尽管他和吴于廑先生还合作撰写了一度发行量相当大的大部头教材《世界通史》。原因是什么，我不能妄言。
 
关于周先生，近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他那本自传《毕竟是书生》。1994年在日本的时候我就读过它的一部分，它曾经让我感慨很多。的确，周先生的前半生曲折的心路历程，这部自传那个包含了太多感慨的书名，都容易让人产生很多联想。中国这几十年的历史，有太多的动荡，中国这几十年的政治，也有太多的陷阱。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比陈寅恪先生年轻一代的周先生，自然免不了被动荡所震撼，于是难以洗尽世俗的社会关怀，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强国理想，一旦变为政治，不免看不到陷阱，陷进去就难以自拔，而个人的学术研究一旦被这种从属于时代的政治所影响，也不免把持不住准星而动摇，周先生的学术研究之进境迟速与成就大小，便恰与这种时代的变化若合符节。
 
其实，就是写《毕竟是书生》这一举动也毕竟是书生。当然，做书生并不容易，以书为生的学人只能以书为生活，以书为归宿，也只能以书中的学问来较量短长，否则连当书生的资格都没有，周先生有这样精彩和深刻的著述，当然算一介书生。可是，我想问的是，对于周先生这样的学者来说，那个时代为什么不能给他当定书生的环境，使他不必改变自己的学术兴趣，在那个时代，周先生为什么不能真正地过他的书生生涯，反而相当自愿和自觉地做“驯服工具”，以至于怠慢了自己真正钟爱的学问？
 
说起来，学问的意义毕竟比政治更久远。
 
本文原题为《学问的意义毕竟久远——读〈周一良集〉》，略有删节。出自《穿行书林断简》。作者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
                
                
“沙沉百里，铮铮其鸣。”欢迎关注鸣沙（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微信号）！这里有近代史研究与出版的相关资讯，力图呈现圈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愿鸣沙可以伴您一起读书、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