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李长莉｜晚清消费洋货之风
编者按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作为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必需消费’领域。”作者在文中叙述了晚清中国人接受和消费洋货的历史。本文出自《大变局下的生活世界：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洋货”作为一种通过市场行销的外来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国人世代相沿的自产自用的消费屏障，取代人们祖辈相传的自制自用物品，成为城乡千家万户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换？人们沿袭已久的消费规则和消费观念是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
洋货被中国人接受，首先是作为奢侈品进入“剩余消费”领域，与富贵人群“炫耀性消费”需求相契合。
在通商以后洋货初销时期，进口洋货因量少价高，被人们视为奢侈品，普通人无力购买。最初热衷购用洋货的是通商城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办商人，他们往往出身低微，由于从事贸易而快速致富，并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富有、成功与能力，以及所掌握的“发洋财”这一新资源。作为奢侈品的洋货，制作奇巧精致、光怪陆离，又新鲜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不易拥有，他们遂不惜高价购用洋货，并乐于向外界炫耀，用以摆设、展示、穿着、佩戴、赠送等，希图以此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分量，获得社会增值效果，这些人中率先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的风气。有人批评买办商人流行使用洋货，不仅购买高档奢侈品，而且日常生活中也不惜金钱而购用洋货，谓：“甚至与西人往来者，虽平居亦复如此，以示其多财。”起初这些买办、商人喜用洋货的风气，往往被主流社会视为“崇洋媚洋”“弃土从洋”“忘本”，甚至被骂为“洋奴”“汉奸”，但他们购用洋货所显示的财富、成功等意味又引起人们的羡慕，因而一些家资富有的绅宦商贾也开始购用洋货以为炫耀。1890年代有人追溯通商初期买办商人首先兴起炫耀性消费风气的情形道：“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随着富商绅宦竞购洋货以炫耀形成风气，通商城市文人、商贾及一般市民中也开始追逐此风。商人富绅购用洋货，主要是作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一般市民、文人财力有限，大多出于社交需要，购买一些低端小洋货作为馈赠、招待亲友的礼品。如在上海通商初期来沪在西人书馆助西人译书的文士王韬，1860年记往某友人家做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为饷，味极甘淳可口”。可见洋酒成为当时上海文人雅聚的时尚饮品。王韬喜欢交游，他虽收入不多，但也购买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赠送亲朋好友。如他由上海返乡应试，去访友时即赠以玻璃杯、洋皂。他携友人访妓，“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在洋货还被视为奢侈品之时，购买这些日用洋货作为馈赠亲朋的礼品，成为当时的时尚。
随着洋货销售地域的扩展，这种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也由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18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消费风气的扩展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只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
在洋货初销时期，洋货由于数量种类较少、售价较高而被视为奢侈品和高档品，首先在通商城市买办商人中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风气，然后向有一定“剩余消费”能力的中上阶层及内地扩展。这一风气后来在奢侈品和高档品洋货消费领域一直持续存在，并且随着洋货品类日多、售价日降，越来越多的洋货逐渐退去奢侈品光环，进入普通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炫耀性消费风气，形成更大规模而成为流行时尚。
时尚性消费洋货之风
进入1870年代以后，洋货日渐流行，购买使用洋货者从原来买办、商人、富人扩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及内地乡镇中上层社会，人群日益扩大，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所谓流行时尚消费，即在较短时间内，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形成对某种商品种类或式样等群起崇尚、竞相仿效、争趋购用的群体消费效应，时尚品往往是人们可普遍购用并有一定观赏性的物品。
1880年代以后，洋货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带，流行到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在广大内地城镇乡村也受到广泛欢迎，销路日广。日用洋货被人们视为高、中档品，受到人们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渐流行，购用洋货成为时尚，一些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流行开来。这种风气还日渐扩展到乡镇，人们皆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如上海附近的嘉定县真如人所说：“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彩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这一记述反映了由城市到乡村洋货时尚风气蔓延的景象。
这一时期人们竞相购买而形成流行时尚的洋货，往往是一些美观且兼实用的日用品。如1850年代还只是通商城市少数富人作为奢侈品购买使用的钟表，由于其计时功能在城市生活里有实用价值，所以到1870年代以后，已成为通商城市一般市民中流行的时尚品。在这时期上海中等以上烟馆、酒楼、妓馆等大众化娱乐场所，墙上都挂有钟表。同时中流社会以上还流行佩戴怀表，来往于街头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挂一块怀表，既是一种时尚装饰，也是一种实用工具。1870年代初有人记上海人流行以挂怀表为时尚：“时辰表挂于襟头，俗式也。”还有人以竹枝词描述这一时尚情景道：“腰悬小表轮金轮，巧比铜壶刻漏真。相约只凭钟几点，不劳子午标时辰。”后来在上海妇女中还流行女子专用的精致小型“金钱表”，有记道：“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人们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竞相仿效，流行成风。如1872年有人记述在街头看到的上海人的时髦装束：“撑洋伞于路上，挂时表于身旁。”有人记光绪中叶妇女时兴戴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又有记洋纸烟的流行：“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有人记这时期时髦的上海人一身流行打扮：“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到了1890年代，人们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仍不稍减，《申报》刊文讽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货而赶时髦趋时尚的风气道：“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指西式台球、保龄球——引者注）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纸烟——引者注）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 1880年代初，有人描述天津街道上可见的有洋式装饰的时髦打扮：“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武汉也是华夷杂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装饰之风也颇为盛行。有竹枝词咏当时流行洋式装饰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华洋，愈出愈奇时样妆。花露满身过土垱，一塘臭水也生香。”
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后渐延及内地乡镇。如湖南兴宁县光绪初年有记衣饰时尚变化过程，以往乡民皆穿用自家织的土布，但此时却以穿洋布为时尚，“哔叽、哆啰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人尤甚”。时人有记内地人也以用洋货相尚的情形道：“如羢布、羽呢、钟表、物玩、铜铁煤斤、机器制作，无不取之于泰西，更有不惮其远而往购者。”还有记北京市郊的顺义1900年后衣饰时尚化、市场化，并弃土布而用机织布的情形道：“自庚子变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货或爱国布。”
以洋货为时尚的流行消费风气，反映了洋货通过市场流通影响了更多人们的生活。以往土货流通市场，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而形成自然的地域限制。一种土货制品，大多只是在本地域内小范围流通，即使某种物品受到消费者喜爱而流行，也往往以流通地域小范围为限。洋货的市场流通则形成跨越地域、全国连通的大市场，机制洋货商品的类型化、批量化，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成千上万的人们，购用一模一样的商品，由此而形成在各地一致流行的消费时尚。这种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模式，只有在大机器生产和大市场流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而在中国，这种全国性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就始于洋货流行。正是这种大市场，把全国各地、不同身份的消费者连为一体，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也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形成同一的消费爱好和同一的消费方式。
在洋货消费时尚风气之下，洋货成为万千民众群趋追逐、竞相仿效的流行时尚，洋货代表着精致、奇巧、美观、舒适，又代表着流行、时尚和享受，这种消费大众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意味着由市场联结起来的万千民众对洋货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消费心理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具有深远影响。而是否追随这种洋货时尚，也成为一种新的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准，据此可将人们区分为“洋气”与“土气”，“新潮”与“守旧”，或“城里人”与“乡下人”等。新的消费方式，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动。
实用性洋货消费
到清末，洋货由流行而日渐普及，许多低端小洋货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进入“必需消费”领域。这时期市场流通的机制商品数量、种类已相当多，人们有较多的比较和选择余地，购买这类日用洋货，人们也已经不再注重其新奇、时尚、高档等非实用性价值，而更多地依据“经济实用”原则做选择。在这种延续传统的消费原则下，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商品产自何处、洋货还是土货已不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其价格与实用性，及与同类商品的“性价比”。
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消费领域，一般民众要到市场去选购日用必需品，这就要回归市场理性态度，按经济实用原则，对洋货与土货做比较与选择。许多日用洋货与土货相比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因而人们自然选择洋货而放弃土货，洋货替代土货成为必然之势。如清末时人所述：“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势。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又不悦目，一旦光怪陆离之物杂陈市肆，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矣，甚至零星杂物，亦惟洋货是用。”
一部分作为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既适于用，价格又低廉，符合人们“经济实用”的消费传统，人们自然乐于购买使用。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居家生活离不开取火，中国的传统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称火镰），用铁片敲击出火星，引燃纸媒而取火。火石虽经久耐用，但取火时需要反复敲击，不易引燃。而自西洋输入的机制火柴则以小小木棍，一头粘上少许硫黄，在药纸板上轻轻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点用，远比传统火石轻巧方便，故人称“自来火”，因来自西洋，故又俗称“洋火”。火柴成本低、价钱便宜，所以颇受人们的欢迎，很快便广为使用，日益取代旧火石而成为普及开来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宁波海关的一份商务报告说：“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据其所说，这时每盒火柴仅批售一文，价格确实十分低廉，一般下层人也买得起，这样实用经济的东西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而其输入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关商务报告说：“中国输入的外国制造品中，任何东西都不及火柴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据其观察，由于洋货销售市场所限，“使用火柴的中国人几乎还只限于住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一部分人口；虽然火柴还没有成为广大人民的家用必需品，但它却是一年比一年地更为普及了，它正缓慢地但却肯定地代替着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1882年在北方辽宁通商口岸牛庄也有报告说：“火柴贸易情况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的地位。”据统计，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进口量为8万罗，1870年增长1倍，为16万罗，1880年为142万罗，1890年达415万罗，1894年时是662万罗。当时火柴包装，每一罗为144盒，到1894年一年进口662万罗，则总计约9.5亿盒，如按当时4亿人计算，则年平均每人两盒多，足见这时火柴销售量之大。火柴输入的增多表明市场扩大，由于火柴原料丰富，投资少，技术要求低，制造简单，1880年代以后，在国内也开始有华洋商人设厂制造火柴。至1900年前，在上海、天津、重庆、太原、广东南海、长沙、汉口、福州等地，相继有火柴厂开办，仅华商在各地开办的火柴厂就有十余家。国内创办的火柴厂所制火柴比远洋输入的火柴成本更低，价格也更便宜，虽然质量稍逊，但不影响使用，因而也易于销售。
洋针的流行与普及也是如此。针是家家户户妇女缝补衣物的必备日用品，旧式土针是手工制作的，把铁丝磨细、锉尖，再一个个地钻针眼，这样的土针针杆粗，针尖钝，而且柔软易曲，不耐磨损。而西洋输入的机制洋针，针杆细，光滑而坚硬，针尖锐利，缝制起衣物来远比土针好用。洋针的价格刚输入时比土针高，因而销售不广，但后来大幅降价，每100枚仅售大洋二分五厘，这个价格比土针还要低廉许多，人们当然乐于放弃粗笨而又价高的土针而购用洋针，因此洋针很快畅销起来。1860年代以后洋针的进口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867年时是2.07亿枚，两年后即增加了三倍多。187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量为8.57亿枚，1880年代升至19.58亿枚，增加了一倍多。1890—1894年的年均进口量为26.94亿枚。1879年的一份报告也说：“由于价钱便宜品质优越，洋针已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并且似乎已经大量地代替了土货了。”到了1880年代，在通商城市里洋针已经普遍取代了土针，成为人们的日用品。汉口1887年的一份商务报告说：“针的进口数量也有大量的增加。我听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英国针、美国针、德国针一齐出现在市场上。江苏镇江1887年的一份报告说：“洋针稳步地代替了中国人用铁丝造的土针。”洋针在这些城市销售开来后，也扩及周边乡村。镇江曾有报告说：洋针“进口数量似乎还要增加，因为大商业中心附近的各个村镇都有肩挑小贩去串街零星售卖”。到了19世纪末，随着洋针进口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其销售日渐推广，在广大城市及许多乡村已开始普及。
火柴和洋针的流行与普及，是由于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适应“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因而被中国人接受为必需日用品，从而进入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这只是两个典型例子，其他还有一些日用洋货的流行，也都有着类似的过程。稍后有人述及上海开埠后数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用洋货取代土货的情形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日用洋货就是凭借着其物美价廉的市场优势，在市场的作用下而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人们的日用生活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
日用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领域后，人们延续“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接受了大工业制品和大市场经济的消费制度。人们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与市场相连接，通过了解市场，比较品类，理性选择，由机制品和大市场而联结为社会整体消费群体，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趋近并连为一体，从而有了对市场和产品的相同要求，产生了共同的消费愿望和经济要求，成为推动市场发展，进而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生活消费动力。
“经济实用”消费原则是市场理性消费方式，也是与近代机器大生产和大市场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从“必需消费”领域适用“经济实用”原则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近代”的消费方式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的原则是相通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商品本身和市场形式。商品由数量少而品类各异的手工土货，变为大批量生产、同一样式的机器制品，市场则由封闭狭小而变为开放与大流通。人们面对这样的市场，形成理性实用的消费方式，那些经济实用的日用机制洋货，便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亿万民众衣食日用不可离的必需品。这就是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所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巨大改变，也由此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作为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必需消费”领域，从而使洋货所代表的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民众生活基础。机制洋货从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到逐渐流行直至普及，日渐替代旧式土货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改变了万千民众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观念乃至文化观念。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作为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必需消费’领域。”作者在文中叙述了晚清中国人接受和消费洋货的历史。本文出自《大变局下的生活世界：洋货流行与生活启蒙》，载《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李长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洋货”作为一种通过市场行销的外来商品，是怎么打破中国人世代相沿的自产自用的消费屏障，取代人们祖辈相传的自制自用物品，成为城乡千家万户的生活日用品呢？在此过程中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怎样的转换？人们沿袭已久的消费规则和消费观念是否也发生了一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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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
洋货被中国人接受，首先是作为奢侈品进入“剩余消费”领域，与富贵人群“炫耀性消费”需求相契合。
在通商以后洋货初销时期，进口洋货因量少价高，被人们视为奢侈品，普通人无力购买。最初热衷购用洋货的是通商城市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买办商人，他们往往出身低微，由于从事贸易而快速致富，并急于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富有、成功与能力，以及所掌握的“发洋财”这一新资源。作为奢侈品的洋货，制作奇巧精致、光怪陆离，又新鲜稀少、价格昂贵，一般人不易拥有，他们遂不惜高价购用洋货，并乐于向外界炫耀，用以摆设、展示、穿着、佩戴、赠送等，希图以此提高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分量，获得社会增值效果，这些人中率先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的风气。有人批评买办商人流行使用洋货，不仅购买高档奢侈品，而且日常生活中也不惜金钱而购用洋货，谓：“甚至与西人往来者，虽平居亦复如此，以示其多财。”起初这些买办、商人喜用洋货的风气，往往被主流社会视为“崇洋媚洋”“弃土从洋”“忘本”，甚至被骂为“洋奴”“汉奸”，但他们购用洋货所显示的财富、成功等意味又引起人们的羡慕，因而一些家资富有的绅宦商贾也开始购用洋货以为炫耀。1890年代有人追溯通商初期买办商人首先兴起炫耀性消费风气的情形道：“溯当立约互市之初，滨海大埠，富商巨贾与西商懋迁有无，动致奇赢。财力既裕，遂于起居服食诸事斗异矜奇，视黄金如粪土，见者以为观美，群起效之……其始通商大埠有此风气，继而沿及内地各处。”随着富商绅宦竞购洋货以炫耀形成风气，通商城市文人、商贾及一般市民中也开始追逐此风。商人富绅购用洋货，主要是作为炫耀富有的奢侈品，一般市民、文人财力有限，大多出于社交需要，购买一些低端小洋货作为馈赠、招待亲友的礼品。如在上海通商初期来沪在西人书馆助西人译书的文士王韬，1860年记往某友人家做客，友人“特出西洋名酒为饷，味极甘淳可口”。可见洋酒成为当时上海文人雅聚的时尚饮品。王韬喜欢交游，他虽收入不多，但也购买一些西洋玻璃杯、洋皂赠送亲朋好友。如他由上海返乡应试，去访友时即赠以玻璃杯、洋皂。他携友人访妓，“馈以西洋退红布一端，（妓女）阿珍喜甚，即宝藏于箧”。在洋货还被视为奢侈品之时，购买这些日用洋货作为馈赠亲朋的礼品，成为当时的时尚。
随着洋货销售地域的扩展，这种炫耀性消费洋货之风也由通商城市扩展到内地。1890年代初有人回顾通商后洋货消费风气的扩展情形道：“道光季年，中外通商而后，凡西人之以货物运至中国者，陆离光怪，几于莫可名言。华人争先购归，以供日用。初只行于通商各口岸，久之而各省内地亦皆争相爱慕，无不以改用洋货为奢豪。”
在洋货初销时期，洋货由于数量种类较少、售价较高而被视为奢侈品和高档品，首先在通商城市买办商人中兴起炫耀性消费洋货风气，然后向有一定“剩余消费”能力的中上阶层及内地扩展。这一风气后来在奢侈品和高档品洋货消费领域一直持续存在，并且随着洋货品类日多、售价日降，越来越多的洋货逐渐退去奢侈品光环，进入普通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炫耀性消费风气，形成更大规模而成为流行时尚。
时尚性消费洋货之风
进入1870年代以后，洋货日渐流行，购买使用洋货者从原来买办、商人、富人扩展到通商城市市民及内地乡镇中上层社会，人群日益扩大，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所谓流行时尚消费，即在较短时间内，在较大规模的人群中形成对某种商品种类或式样等群起崇尚、竞相仿效、争趋购用的群体消费效应，时尚品往往是人们可普遍购用并有一定观赏性的物品。
1880年代以后，洋货已由通商城市及沿海一带，流行到北方和内地广大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廉价的生活日用品，在广大内地城镇乡村也受到广泛欢迎，销路日广。日用洋货被人们视为高、中档品，受到人们崇尚，在通商城市里日渐流行，购用洋货成为时尚，一些物美价廉的日用品在市民中流行开来。这种风气还日渐扩展到乡镇，人们皆以购用洋货为时尚，形成了洋货流行之风。如上海附近的嘉定县真如人所说：“中外互市以来，洋货充斥，绚彩夺目，喜新厌故者流弃其已有，群相购置”。这一记述反映了由城市到乡村洋货时尚风气蔓延的景象。
这一时期人们竞相购买而形成流行时尚的洋货，往往是一些美观且兼实用的日用品。如1850年代还只是通商城市少数富人作为奢侈品购买使用的钟表，由于其计时功能在城市生活里有实用价值，所以到1870年代以后，已成为通商城市一般市民中流行的时尚品。在这时期上海中等以上烟馆、酒楼、妓馆等大众化娱乐场所，墙上都挂有钟表。同时中流社会以上还流行佩戴怀表，来往于街头的士商往往衣服上挂一块怀表，既是一种时尚装饰，也是一种实用工具。1870年代初有人记上海人流行以挂怀表为时尚：“时辰表挂于襟头，俗式也。”还有人以竹枝词描述这一时尚情景道：“腰悬小表轮金轮，巧比铜壶刻漏真。相约只凭钟几点，不劳子午标时辰。”后来在上海妇女中还流行女子专用的精致小型“金钱表”，有记道：“光绪中叶，妇女有以小表佩于衣衽间以为饰者，或金或银，而皆小如制钱，故呼曰金钱表。”
这一时期通商城市人们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竞相仿效，流行成风。如1872年有人记述在街头看到的上海人的时髦装束：“撑洋伞于路上，挂时表于身旁。”有人记光绪中叶妇女时兴戴眼镜：“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又有记洋纸烟的流行：“光绪中叶，都会商埠盛行雪茄烟与卷烟，遂鲜有吸水烟者矣”。有人记这时期时髦的上海人一身流行打扮：“时新衣服剪纱罗，倾瓶香水浑身洒”，“一段洋烟插口斜，墨晶眼镜避尘沙。”到了1890年代，人们以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仍不稍减，《申报》刊文讽刺上海富家子弟喜用洋货而赶时髦趋时尚的风气道：“一衣服也，绸缎绫罗非不华美，而偏欲以重价购洋绸。一饮馔也，山珍海错非不鲜肥，而必欲以番菜为适口。围棋、象戏亦足消闲，而独以打弹（指西式台球、保龄球——引者注）为娱乐。水烟、旱烟素所呼吸，而独以昔加（即雪茄纸烟——引者注）为新奇。甚且衣袜、眼镜、手巾、胰脂，大凡来自外洋者，无不以为珍贵。” 1880年代初，有人描述天津街道上可见的有洋式装饰的时髦打扮：“原广东通商最早，得洋气在先，类多效泰西所为。尝以纸卷烟叶，衔于口吸食之……更有洋人之侍僮马夫辈，率多短衫窄绔，头戴小草帽，口衔烟卷，时辰表链，特挂胸前，顾影自怜，唯恐不肖。”武汉也是华夷杂居的通商城市，市民穿戴洋式装饰之风也颇为盛行。有竹枝词咏当时流行洋式装饰和香水的情形道：“不男不女不华洋，愈出愈奇时样妆。花露满身过土垱，一塘臭水也生香。”
以购用洋货为时尚的风气后渐延及内地乡镇。如湖南兴宁县光绪初年有记衣饰时尚变化过程，以往乡民皆穿用自家织的土布，但此时却以穿洋布为时尚，“哔叽、哆啰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人尤甚”。时人有记内地人也以用洋货相尚的情形道：“如羢布、羽呢、钟表、物玩、铜铁煤斤、机器制作，无不取之于泰西，更有不惮其远而往购者。”还有记北京市郊的顺义1900年后衣饰时尚化、市场化，并弃土布而用机织布的情形道：“自庚子变法，效仿外洋，服布多用洋货或爱国布。”
以洋货为时尚的流行消费风气，反映了洋货通过市场流通影响了更多人们的生活。以往土货流通市场，由于运输成本等原因而形成自然的地域限制。一种土货制品，大多只是在本地域内小范围流通，即使某种物品受到消费者喜爱而流行，也往往以流通地域小范围为限。洋货的市场流通则形成跨越地域、全国连通的大市场，机制洋货商品的类型化、批量化，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成千上万的人们，购用一模一样的商品，由此而形成在各地一致流行的消费时尚。这种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模式，只有在大机器生产和大市场流通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而在中国，这种全国性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就始于洋货流行。正是这种大市场，把全国各地、不同身份的消费者连为一体，而由此形成的跨地域的流行时尚消费风气，也使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人们，第一次如此广泛地形成同一的消费爱好和同一的消费方式。
在洋货消费时尚风气之下，洋货成为万千民众群趋追逐、竞相仿效的流行时尚，洋货代表着精致、奇巧、美观、舒适，又代表着流行、时尚和享受，这种消费大众追逐时尚的消费风气，意味着由市场联结起来的万千民众对洋货所代表的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这种消费心理及消费方式的变化，对于社会发展方向具有深远影响。而是否追随这种洋货时尚，也成为一种新的划分社会群体的标准，据此可将人们区分为“洋气”与“土气”，“新潮”与“守旧”，或“城里人”与“乡下人”等。新的消费方式，无形中影响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动。
实用性洋货消费
到清末，洋货由流行而日渐普及，许多低端小洋货成为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进入“必需消费”领域。这时期市场流通的机制商品数量、种类已相当多，人们有较多的比较和选择余地，购买这类日用洋货，人们也已经不再注重其新奇、时尚、高档等非实用性价值，而更多地依据“经济实用”原则做选择。在这种延续传统的消费原则下，对一般消费者而言，商品产自何处、洋货还是土货已不再重要，人们更看重的是其价格与实用性，及与同类商品的“性价比”。
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消费领域，一般民众要到市场去选购日用必需品，这就要回归市场理性态度，按经济实用原则，对洋货与土货做比较与选择。许多日用洋货与土货相比具有“物美价廉”的优势，因而人们自然选择洋货而放弃土货，洋货替代土货成为必然之势。如清末时人所述：“自与各国通商以来，迄今不过七十余年，而洋货充斥各处，已有洪水滔天之势。盖吾国工业素不讲究，各种物品皆粗劣不堪，既不适用，又不悦目，一旦光怪陆离之物杂陈市肆，国人任意选购，俨有抛弃本货沉溺洋货之势。大者佳者无论矣，甚至零星杂物，亦惟洋货是用。”
一部分作为日用生活用品的洋货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其既适于用，价格又低廉，符合人们“经济实用”的消费传统，人们自然乐于购买使用。火柴的流行普及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们居家生活离不开取火，中国的传统取火工具是火石（或称火镰），用铁片敲击出火星，引燃纸媒而取火。火石虽经久耐用，但取火时需要反复敲击，不易引燃。而自西洋输入的机制火柴则以小小木棍，一头粘上少许硫黄，在药纸板上轻轻一擦即燃起火苗，可直接引火点用，远比传统火石轻巧方便，故人称“自来火”，因来自西洋，故又俗称“洋火”。火柴成本低、价钱便宜，所以颇受人们的欢迎，很快便广为使用，日益取代旧火石而成为普及开来的日用品。1872年浙江宁波海关的一份商务报告说：“进口火柴在大部分城市已经侵夺了火石和铁片的地位，而且火柴的使用正在一年比一年更为普遍。”据其所说，这时每盒火柴仅批售一文，价格确实十分低廉，一般下层人也买得起，这样实用经济的东西自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因而其输入量和销售量迅速增加。1880年的一份海关商务报告说：“中国输入的外国制造品中，任何东西都不及火柴这样受到人们的欢迎并如此迅速地增加的。”据其观察，由于洋货销售市场所限，“使用火柴的中国人几乎还只限于住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的一部分人口；虽然火柴还没有成为广大人民的家用必需品，但它却是一年比一年地更为普及了，它正缓慢地但却肯定地代替着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1882年在北方辽宁通商口岸牛庄也有报告说：“火柴贸易情况很好，它已完全代替了原来的打火石和铁片的地位。”据统计，1870年代以后，各口岸火柴的进口量逐年增加，1867年进口量为8万罗，1870年增长1倍，为16万罗，1880年为142万罗，1890年达415万罗，1894年时是662万罗。当时火柴包装，每一罗为144盒，到1894年一年进口662万罗，则总计约9.5亿盒，如按当时4亿人计算，则年平均每人两盒多，足见这时火柴销售量之大。火柴输入的增多表明市场扩大，由于火柴原料丰富，投资少，技术要求低，制造简单，1880年代以后，在国内也开始有华洋商人设厂制造火柴。至1900年前，在上海、天津、重庆、太原、广东南海、长沙、汉口、福州等地，相继有火柴厂开办，仅华商在各地开办的火柴厂就有十余家。国内创办的火柴厂所制火柴比远洋输入的火柴成本更低，价格也更便宜，虽然质量稍逊，但不影响使用，因而也易于销售。
洋针的流行与普及也是如此。针是家家户户妇女缝补衣物的必备日用品，旧式土针是手工制作的，把铁丝磨细、锉尖，再一个个地钻针眼，这样的土针针杆粗，针尖钝，而且柔软易曲，不耐磨损。而西洋输入的机制洋针，针杆细，光滑而坚硬，针尖锐利，缝制起衣物来远比土针好用。洋针的价格刚输入时比土针高，因而销售不广，但后来大幅降价，每100枚仅售大洋二分五厘，这个价格比土针还要低廉许多，人们当然乐于放弃粗笨而又价高的土针而购用洋针，因此洋针很快畅销起来。1860年代以后洋针的进口量快速增长，据统计，1867年时是2.07亿枚，两年后即增加了三倍多。187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量为8.57亿枚，1880年代升至19.58亿枚，增加了一倍多。1890—1894年的年均进口量为26.94亿枚。1879年的一份报告也说：“由于价钱便宜品质优越，洋针已逐渐成为中国人的日常用品，并且似乎已经大量地代替了土货了。”到了1880年代，在通商城市里洋针已经普遍取代了土针，成为人们的日用品。汉口1887年的一份商务报告说：“针的进口数量也有大量的增加。我听说现在几乎没有人再使用土针了，英国针、美国针、德国针一齐出现在市场上。江苏镇江1887年的一份报告说：“洋针稳步地代替了中国人用铁丝造的土针。”洋针在这些城市销售开来后，也扩及周边乡村。镇江曾有报告说：洋针“进口数量似乎还要增加，因为大商业中心附近的各个村镇都有肩挑小贩去串街零星售卖”。到了19世纪末，随着洋针进口量的持续大幅增长，其销售日渐推广，在广大城市及许多乡村已开始普及。
火柴和洋针的流行与普及，是由于其物美价廉的优势，适应“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因而被中国人接受为必需日用品，从而进入维持生存的“必需消费”领域。这只是两个典型例子，其他还有一些日用洋货的流行，也都有着类似的过程。稍后有人述及上海开埠后数十年间，人们生活日用洋货取代土货的情形道：“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而不适则归淘汰，此天演之公例也。不必征诸远，征诸四十年来沪上淘汰之种种事物可矣。试略举如下事，多不烦引也。如有轮船而沙船淘汰，有洋布而土布淘汰，有洋针而本针淘汰，有皮鞋、线袜而钉鞋、布袜淘汰，有火柴而火石淘汰，有纸烟、雪茄而水烟、旱烟淘汰。”日用洋货就是凭借着其物美价廉的市场优势，在市场的作用下而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领域，取代了中国人祖祖辈辈沿续下来的传统土制生活用品，人们的日用生活也随之开始发生改变。
日用洋货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必需消费”领域后，人们延续“经济实用”的消费原则，接受了大工业制品和大市场经济的消费制度。人们通过这种消费方式与市场相连接，通过了解市场，比较品类，理性选择，由机制品和大市场而联结为社会整体消费群体，日常生活方式日益趋近并连为一体，从而有了对市场和产品的相同要求，产生了共同的消费愿望和经济要求，成为推动市场发展，进而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民众基础和生活消费动力。
“经济实用”消费原则是市场理性消费方式，也是与近代机器大生产和大市场相适应的消费方式。从“必需消费”领域适用“经济实用”原则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近代”的消费方式与中国“传统”消费方式的原则是相通的，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发生改变的只是商品本身和市场形式。商品由数量少而品类各异的手工土货，变为大批量生产、同一样式的机器制品，市场则由封闭狭小而变为开放与大流通。人们面对这样的市场，形成理性实用的消费方式，那些经济实用的日用机制洋货，便进入了千家万户，成为亿万民众衣食日用不可离的必需品。这就是洋货由流行到普及所带来的人们消费方式的巨大改变，也由此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
洋货进入中国人的生活，最早是作为奢侈品而进入高端的“剩余消费”领域，在中国人的生活消费领域打开了缺口。然后又以不断趋近中国人“经济实用”消费原则的市场优势而进入日常生活消费领域，直至普及到“必需消费”领域，从而使洋货所代表的工业机器制品，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扎下了根，形成了近代工业和市场经济的民众生活基础。机制洋货从进入人们的消费生活，到逐渐流行直至普及，日渐替代旧式土货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品，改变了万千民众的日常生活面貌，也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观念乃至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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