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康空间40年前，胡同青年的几种玩法
从19世纪中期摄影术进入中国开始，直至当下，摄影作为科技发展的产物、艺术媒介、传播工具乃至大众文化现象，渗透、影响和形塑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留下的不仅是时代的形象，也有理解当下的线索。
泰康空间当前展览“家中的摄影班：星期五沙龙1977-1980”，聚焦于“星期五沙龙”这个特殊而具体的摄影学习与实践案例。本文节选自特邀策展人陈淑霞的展览同名文章，内容围绕家庭学习班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诞生和星期五沙龙与其他民间艺术群体的联系，以期作为展览的延伸与拓展，为观众打开观看20世纪70年代末前后北京文化艺术生态的别样视野。
【家庭学习班】
这种集会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几个“家沙龙”或许相似，例如“X小组”（活跃于1963年2月至5月），他们曾在郭世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著名作家郭沫若的二儿子）家中聚会；又如 “太阳纵队”（活跃于1962/3年至1964年），在张朗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的儿子）家中聚会。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最残酷的几年里，“家沙龙”在迫害威胁下销声匿迹。那时候，甚至最私密的关系和空间也被激烈地政治化。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社会政治气氛稍微放松时，类似的集会重新出现。例如，1972年前后，“徐浩渊沙龙”，“史康成沙龙”和“鲁燕生沙龙”都在北京涌现。当时，公共场所仍充斥着窥伺的目光。这样一个家便成了自我和私人空间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他们得以进行艺术学习和实践。近年，艺术评论家高名潞用“公寓艺术”这个词来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的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艺术展览实践，并把此种现象追溯到“文革”期间和之后类似的艺术聚会和活动中，如其对“无名画会”研究中提及的艺术家杨雨澍家中的艺术活动。
“家中的摄影班：星期五沙龙1977-1980”展览现场，试图通过重现1970年代末家的场景，还原“星期五沙龙”第一次内部观摩展的情形。
池小宁家中的学习班，有别于“家沙龙”或“公寓艺术”，其主要特点是沙龙成员持续地向老一代专家，尤其是摄影评论家、教育家——狄源沧先生（1926-2003），学习摄影。家庭学习班这一特殊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出现，与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早期，尤其是在1973年举行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起草了新规定之后，越来越多的“老三届”（毕业于1966至1968年间）得以返回城市。与此同时，一些“新五届”（毕业于1969至1973年间）被派往他们所居住城市附近的农村，而不是偏远地区，有些人还被分配到附近的工厂工作。对于这些“新五届”们来说，在周末和假期回到城市就容易得多了。与此同时，一些“五七干校”也开始解散，许多老知识分子也相继返城。陆续返城的知青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或被分配工作或要适应新的生活，两代知识分子在调适的过程中，多数在工厂当工人的年轻人求知若渴却无处可学，年长者则苦于无法充分发挥被搁置已久的专业知识。一些年轻人主动到乐意倾囊相授的年长一辈知识分子家中请教，催生了这种自愿自发的学习小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厂”）的工作人员都被送入“五七干校”。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及结束初期，“北影厂”出品的影片寥寥可数。尽管一小部分“北影厂”职工曾被召回工作岗位，制作了数量有限的几部“样板电影”，大多数人都留在“干校”学习，只能在假期回到城市。由于无事可做，这些电影专业人士非常愿意与年轻一代分享他们的知识，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身思想的鲜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传递他们的专业技能。
“家”的具体位置对于这种学习班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同一个部门或单位工作的政府干部和机关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居住在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大院内。当时这种标准化居住模式使得聚会更加方便。池小宁的家位于“北影厂”的一个宿舍大院内，其父亲是“北影厂”著名的美术师池宁，母亲是厂里的文学编辑部干部徐清扬（双亲在文革期间受迫害先后去世），“星期五沙龙”的早期老师是“北影厂”的职工，学生主要是“北影厂”职工子弟。例如，李恬的父亲在制片厂担任电影导演，就住在新街口的另一个“北影厂”大院，与池家仅几条胡同之隔。
一部分“星期五沙龙”成员是返城知青，如李恬和钟星座。其他大多数都是“新五届”，在1970年左右高中毕业后被派到工厂工作。大多数成员的家庭成分不好，他们的父母曾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黑五类”中的“右派”。因此，他们没有政治前途，其他就业途径也不容乐观。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习得一些不涉及社会和政治因素的技术技能。因此，他们转而发展早年对摄影产生的兴趣，这也得益于他们作为电影制片人、电影编辑、作家或艺术家的父母，让他们能够早早地接触到照相机。虽然摄影在当时是一种受到高度控制的工具，专门为政府生产以其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影像，但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手中，摄影不仅可以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媒介，也是他们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
俞根泉七十年代使用的照相机，格莱菲 RB 系列 ( 承蒙安静惠允 )，生产者：美国柯达公司Folmer & Schwing部，投产年代：1923-1942
文革时期，学校都关闭了，在哪里可以学习摄影呢？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文化生活的限制稍许放松之后，一些文化活动和教育开始恢复。例如，1973年9月，在江青的倡导下，“五七艺术大学”成立。这所学校合并了北京的六所艺术院校，其中之一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保留了原来的教学班底，电影学校摄影系重新招收学生，开设了电影摄影和摄影课程。被选中的学生，当时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是由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推荐前来学习，但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家庭背景这一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1973年，只有24名学生被录取，其中大部分都有着“红五类”家庭背景。
除了 “五七艺术大学”对学生的培训外，为了满足培养官方新闻工作者的需要，在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推动下，地方单位举办的摄影专修课程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由于中国摄影学会的关闭，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是文革期间短暂存在的全国性摄影组织机构。从1972年开始，石少华领导下的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恢复了从1966年停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显然，这些官方组织的摄影课程和公共项目仅仅针对一小批专业人士和很少量的“工农兵大学生”。而对于那些有照相机并希望学习更多摄影知识的人，比如“星期五沙龙”的成员，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自我组织。
【星期五沙龙与其他民间艺术群体】
这座位于新太平胡同的小房子除了是热爱摄影的年轻人的聚集地之外，偶尔也有喜爱文艺的其他朋友来串门。比如居住在离池家不远的《今天》创始成员北岛，以及《今天》和星星画会创始成员黄锐。
- 《今天》诗刊
《今天》文学杂志虽然主要发表诗歌和小说，但有时候也会发表朋友的一些画作或者摄影作品。张岚（1948-1993）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在1979年1月的“星期五沙龙”内部观摩展上展出。不久，此作品发表在《今天》的第二期（1979年2月）封二上，成为《今天》杂志发表的第一张摄影作品。张岚以笔名“山风”发表。《秋之魂》展现了闪耀的水面映衬下的两枝芦苇。在1979年6月的第四期杂志中，张岚为自己的这张照片写了一篇评论，这次用了化名“弓长”。在文章中，他介绍了如何在镜头上添加图案和滤镜以创造星芒效果的技巧，以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这种形式实验所创造的抒情氛围与《今天》首次发表的“朦胧诗”相近。
张岚，《秋魂》，1978年。首次发表于1979年2月《今天》杂志第2期，并于1979年4月在首次《自然•社会•人》展览中展出。
- “四月影会”
张岚的《秋之魂》也在1979年4月“四月影会”的首次《自然•社会•人》展览中展出，这次影展中还展出了许多“星期五沙龙”成员的作品。1979年初，“四月影会”创始人王志平和李晓斌正在为他们计划举办的首届《自然•社会•人》展览寻找更多的参与者。得知池小宁家中有个内部摄影展后，于1979年1月12日，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池小宁家中，观看了这次展览。狄源沧也建议沙龙成员去看看王志平和其他“四月影会”参与者的摄影作品。在初次会面后的几天，池小宁、张岚、李恬、孙青青等前往王志平位于东四三条35号的家中观赏其他参与者的作品。他们大多是记录了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被称为“四五摄影师”。由于在创作观和艺术性方面有着一致的见解，这两组业余爱好者们合二为一，构成了“四月影会”的主要成员。
展览现场，幻灯机放映“四月影会”第三回展时制作的100余张作品幻灯片，“星期五沙龙”的8位成员参加了这次展览。
就这样，“星期五沙龙”的大多数成员参加了《自然•社会•人》1979年至1980年的三回展览。然而，随着“四月影会”尝试规范化，一些不同意见开始出现。尽管池小宁在第二次展览前代表“星期五沙龙”被任命为“四月影会”理事，他和李恬最终没有参加198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三次展览。池小宁和李恬的退出并没有引致其他“星期五沙龙”成员的集体退出，共有8位“星期五沙龙”成员参加了第三回展。虽然第三届《自然•社会•人》展览成功开幕，但到那时侯，两个摄影团体已然走到了各自生命的尽头。由于内部矛盾和国家对民间社团的管控日益严格，“四月影会”在第三届影展之后解散。
- “星星画会”
“星星画会”的创始人黄锐（他也是《今天》杂志的创始成员）是池小宁的朋友，尽管他没有参加摄影课，但偶尔也到池小宁家中串门。“四月影会”首次成功举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大大地鼓励了这些画家朋友们举办公开艺术展。他们的第一次展览，于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围栏上举行。由于未经官方批准，在开幕后几天就被迫关闭。当“星星画会”开始组织抗议活动，要求“艺术自由”时，他们倡议其他文化团体团结起来，共同抗议。王志平和“四月影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参加抗议活动，因为“四月影会”的宗旨是不谈政治。池小宁则以其对社会的敏感和对朋友支持，记录了“星星画会”的抗议游行。他借用任曙林工作单位（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电影室）的一台红旗牌16mm电影摄影机，池小宁在任曙林的协助下，于9月27日和28日在中国美术馆外，通过拍摄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下了星星画会的展览活动。9月28日，池小宁和任曙林在中国美术馆内的一个房间里被警察拘留，但幸运的是，警方检查完影片之后将其归还给了他们，并在当天将他们释放。尽管有再次被拘留的风险，但池小宁还是于10月1日亲自拍摄了“星星”的抗议游行。
池小宁的支持并不代表“星期五沙龙”或“四月影会”。 池小宁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他摄影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一个面向。可能是出于一种正义感，也许是出于对朋友的支持，促使了池小宁冒险拍摄“星星画会”的游行抗议活动。
池小宁，《星星画会集会游行》，银盐纸基，17.3×26.6cm，1979年10月1日，星星艺术基金会和黄锐惠允
泰康空间当前展览“家中的摄影班：星期五沙龙1977-1980”，聚焦于“星期五沙龙”这个特殊而具体的摄影学习与实践案例。本文节选自特邀策展人陈淑霞的展览同名文章，内容围绕家庭学习班这种特殊组织形式的诞生和星期五沙龙与其他民间艺术群体的联系，以期作为展览的延伸与拓展，为观众打开观看20世纪70年代末前后北京文化艺术生态的别样视野。
【家庭学习班】
这种集会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几个“家沙龙”或许相似，例如“X小组”（活跃于1963年2月至5月），他们曾在郭世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著名作家郭沫若的二儿子）家中聚会；又如 “太阳纵队”（活跃于1962/3年至1964年），在张朗郎（著名艺术家、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的儿子）家中聚会。在文化大革命早期最残酷的几年里，“家沙龙”在迫害威胁下销声匿迹。那时候，甚至最私密的关系和空间也被激烈地政治化。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初，当社会政治气氛稍微放松时，类似的集会重新出现。例如，1972年前后，“徐浩渊沙龙”，“史康成沙龙”和“鲁燕生沙龙”都在北京涌现。当时，公共场所仍充斥着窥伺的目光。这样一个家便成了自我和私人空间的最后一道防线，让他们得以进行艺术学习和实践。近年，艺术评论家高名潞用“公寓艺术”这个词来描述在20世纪90年代涌现的在私人住宅中举行的艺术展览实践，并把此种现象追溯到“文革”期间和之后类似的艺术聚会和活动中，如其对“无名画会”研究中提及的艺术家杨雨澍家中的艺术活动。
 |
“家中的摄影班：星期五沙龙1977-1980”展览现场，试图通过重现1970年代末家的场景，还原“星期五沙龙”第一次内部观摩展的情形。
池小宁家中的学习班，有别于“家沙龙”或“公寓艺术”，其主要特点是沙龙成员持续地向老一代专家，尤其是摄影评论家、教育家——狄源沧先生（1926-2003），学习摄影。家庭学习班这一特殊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出现，与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息息相关。20世纪70年代早期，尤其是在1973年举行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起草了新规定之后，越来越多的“老三届”（毕业于1966至1968年间）得以返回城市。与此同时，一些“新五届”（毕业于1969至1973年间）被派往他们所居住城市附近的农村，而不是偏远地区，有些人还被分配到附近的工厂工作。对于这些“新五届”们来说，在周末和假期回到城市就容易得多了。与此同时，一些“五七干校”也开始解散，许多老知识分子也相继返城。陆续返城的知青以及老一辈知识分子或被分配工作或要适应新的生活，两代知识分子在调适的过程中，多数在工厂当工人的年轻人求知若渴却无处可学，年长者则苦于无法充分发挥被搁置已久的专业知识。一些年轻人主动到乐意倾囊相授的年长一辈知识分子家中请教，催生了这种自愿自发的学习小组。
 |
展览现场 |
 |
展览现场 |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所有北京电影制片厂（“北影厂”）的工作人员都被送入“五七干校”。20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及结束初期，“北影厂”出品的影片寥寥可数。尽管一小部分“北影厂”职工曾被召回工作岗位，制作了数量有限的几部“样板电影”，大多数人都留在“干校”学习，只能在假期回到城市。由于无事可做，这些电影专业人士非常愿意与年轻一代分享他们的知识，一方面是为了保持自身思想的鲜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传递他们的专业技能。
“家”的具体位置对于这种学习班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同一个部门或单位工作的政府干部和机关知识分子，大多数人都被分配居住在由政府出资修建的大院内。当时这种标准化居住模式使得聚会更加方便。池小宁的家位于“北影厂”的一个宿舍大院内，其父亲是“北影厂”著名的美术师池宁，母亲是厂里的文学编辑部干部徐清扬（双亲在文革期间受迫害先后去世），“星期五沙龙”的早期老师是“北影厂”的职工，学生主要是“北影厂”职工子弟。例如，李恬的父亲在制片厂担任电影导演，就住在新街口的另一个“北影厂”大院，与池家仅几条胡同之隔。
 |
林晓鹏手绘“星期五沙龙”学习班所在的胡同大院场景，2018 |
一部分“星期五沙龙”成员是返城知青，如李恬和钟星座。其他大多数都是“新五届”，在1970年左右高中毕业后被派到工厂工作。大多数成员的家庭成分不好，他们的父母曾是“被批斗”的知识分子，有的还是“黑五类”中的“右派”。因此，他们没有政治前途，其他就业途径也不容乐观。他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习得一些不涉及社会和政治因素的技术技能。因此，他们转而发展早年对摄影产生的兴趣，这也得益于他们作为电影制片人、电影编辑、作家或艺术家的父母，让他们能够早早地接触到照相机。虽然摄影在当时是一种受到高度控制的工具，专门为政府生产以其意识形态为导向的影像，但在这一代年轻人的手中，摄影不仅可以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媒介，也是他们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所需要的专业技能。
 |
俞根泉七十年代使用的照相机，格莱菲 RB 系列 ( 承蒙安静惠允 )，生产者：美国柯达公司Folmer & Schwing部，投产年代：1923-1942
文革时期，学校都关闭了，在哪里可以学习摄影呢？20世纪70年代早期，对文化生活的限制稍许放松之后，一些文化活动和教育开始恢复。例如，1973年9月，在江青的倡导下，“五七艺术大学”成立。这所学校合并了北京的六所艺术院校，其中之一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改名为“北京电影学校”。保留了原来的教学班底，电影学校摄影系重新招收学生，开设了电影摄影和摄影课程。被选中的学生，当时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是由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推荐前来学习，但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家庭背景这一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1973年，只有24名学生被录取，其中大部分都有着“红五类”家庭背景。
除了 “五七艺术大学”对学生的培训外，为了满足培养官方新闻工作者的需要，在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推动下，地方单位举办的摄影专修课程提供了更多的受教育机会。由于中国摄影学会的关闭，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是文革期间短暂存在的全国性摄影组织机构。从1972年开始，石少华领导下的摄影艺术展览办公室恢复了从1966年停办的、一年一度的全国摄影艺术展览。
显然，这些官方组织的摄影课程和公共项目仅仅针对一小批专业人士和很少量的“工农兵大学生”。而对于那些有照相机并希望学习更多摄影知识的人，比如“星期五沙龙”的成员，唯一的学习方法就是自我组织。
【星期五沙龙与其他民间艺术群体】
这座位于新太平胡同的小房子除了是热爱摄影的年轻人的聚集地之外，偶尔也有喜爱文艺的其他朋友来串门。比如居住在离池家不远的《今天》创始成员北岛，以及《今天》和星星画会创始成员黄锐。
- 《今天》诗刊
《今天》文学杂志虽然主要发表诗歌和小说，但有时候也会发表朋友的一些画作或者摄影作品。张岚（1948-1993）的摄影作品《秋之魂》在1979年1月的“星期五沙龙”内部观摩展上展出。不久，此作品发表在《今天》的第二期（1979年2月）封二上，成为《今天》杂志发表的第一张摄影作品。张岚以笔名“山风”发表。《秋之魂》展现了闪耀的水面映衬下的两枝芦苇。在1979年6月的第四期杂志中，张岚为自己的这张照片写了一篇评论，这次用了化名“弓长”。在文章中，他介绍了如何在镜头上添加图案和滤镜以创造星芒效果的技巧，以营造出浪漫的氛围。这种形式实验所创造的抒情氛围与《今天》首次发表的“朦胧诗”相近。
 |
张岚，《秋魂》，1978年。首次发表于1979年2月《今天》杂志第2期，并于1979年4月在首次《自然•社会•人》展览中展出。
- “四月影会”
张岚的《秋之魂》也在1979年4月“四月影会”的首次《自然•社会•人》展览中展出，这次影展中还展出了许多“星期五沙龙”成员的作品。1979年初，“四月影会”创始人王志平和李晓斌正在为他们计划举办的首届《自然•社会•人》展览寻找更多的参与者。得知池小宁家中有个内部摄影展后，于1979年1月12日，王志平和李晓斌来到池小宁家中，观看了这次展览。狄源沧也建议沙龙成员去看看王志平和其他“四月影会”参与者的摄影作品。在初次会面后的几天，池小宁、张岚、李恬、孙青青等前往王志平位于东四三条35号的家中观赏其他参与者的作品。他们大多是记录了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业余摄影爱好者，被称为“四五摄影师”。由于在创作观和艺术性方面有着一致的见解，这两组业余爱好者们合二为一，构成了“四月影会”的主要成员。
 |
展览现场，幻灯机放映“四月影会”第三回展时制作的100余张作品幻灯片，“星期五沙龙”的8位成员参加了这次展览。
就这样，“星期五沙龙”的大多数成员参加了《自然•社会•人》1979年至1980年的三回展览。然而，随着“四月影会”尝试规范化，一些不同意见开始出现。尽管池小宁在第二次展览前代表“星期五沙龙”被任命为“四月影会”理事，他和李恬最终没有参加198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第三次展览。池小宁和李恬的退出并没有引致其他“星期五沙龙”成员的集体退出，共有8位“星期五沙龙”成员参加了第三回展。虽然第三届《自然•社会•人》展览成功开幕，但到那时侯，两个摄影团体已然走到了各自生命的尽头。由于内部矛盾和国家对民间社团的管控日益严格，“四月影会”在第三届影展之后解散。
- “星星画会”
“星星画会”的创始人黄锐（他也是《今天》杂志的创始成员）是池小宁的朋友，尽管他没有参加摄影课，但偶尔也到池小宁家中串门。“四月影会”首次成功举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大大地鼓励了这些画家朋友们举办公开艺术展。他们的第一次展览，于1979年9月27日在中国美术馆外的围栏上举行。由于未经官方批准，在开幕后几天就被迫关闭。当“星星画会”开始组织抗议活动，要求“艺术自由”时，他们倡议其他文化团体团结起来，共同抗议。王志平和“四月影会”的大多数成员不同意参加抗议活动，因为“四月影会”的宗旨是不谈政治。池小宁则以其对社会的敏感和对朋友支持，记录了“星星画会”的抗议游行。他借用任曙林工作单位（中国煤炭科学研究总院电影室）的一台红旗牌16mm电影摄影机，池小宁在任曙林的协助下，于9月27日和28日在中国美术馆外，通过拍摄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下了星星画会的展览活动。9月28日，池小宁和任曙林在中国美术馆内的一个房间里被警察拘留，但幸运的是，警方检查完影片之后将其归还给了他们，并在当天将他们释放。尽管有再次被拘留的风险，但池小宁还是于10月1日亲自拍摄了“星星”的抗议游行。
池小宁的支持并不代表“星期五沙龙”或“四月影会”。 池小宁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是他摄影实践中一以贯之的一个面向。可能是出于一种正义感，也许是出于对朋友的支持，促使了池小宁冒险拍摄“星星画会”的游行抗议活动。
 |
池小宁，《星星画会集会游行》，银盐纸基，17.3×26.6cm，1979年10月1日，星星艺术基金会和黄锐惠允
> 我来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