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回-两面三刀：建筑飞地的来信

                
                
主讲人：张婕
嘉宾：黄立
华老师——华霞虹
庄老师——庄慎
张婕——
在开始之前我想对大家做一个小调查，在过去的一年中有没有人去过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除了去办签证还会去这些地方做其他的事情吗？没有吗？那去过领事馆区或者是使馆区吗？最后一个问题，那在座的各位如果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中国大使馆的设计项目，你会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甲方，因为这是你莫大的荣幸呢？还是说因为它的规章条例太多而且甲方权力太大，他会是一个最坏的甲方？一些处于不同身份的个人经历让我认识到，实际上领事馆内外的区别是非常巨大的。只要你收到邀请函你过了那个门槛，你就会被当成自己人，会以一种非常友好的方式被对待。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你就是一种见证者，来等3到5个小时，你可能会被冷眼对待，所以这对我来说一直有一个非常深的印象，跟我们待会儿谈的主题非常相关，一个排他性和公共性的区别。
在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当时观察的现象有3个都是关于现在国内城市发展。一个是由于环境恶化和阶级分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渐增多的巨大的建筑单体，我们的城市空间会被逐渐分割成看似开放但实际上具有排他性的建筑飞地，比如说使馆区、一些高档的消费场地、一些艺术区，它对功能有一定的限制，比如说高档住宅区它对住户会有一定的控制。其实这些例子在世界上都有，比如说非常政治性的例子柏林墙，非常经济型的例子比如纽约的世贸金融中心。
现在这些看似很和谐的公共空间其实都是假的，刻意地去排除那些不和谐的因素。但排除掉这些因素之后公共空间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而是成为一个只针对被欢迎者开放的空间，所谓的大家共有的空间。
在看到这两个现象之后，我继续在阅读和思考当中去设想关于公共空间的定义，我发现无论是在学校的设计或是实践的项目，“公共空间”这个词都是设计的一大热点。但是我发现我们对公共空间的定义是极其模糊的。其次这个“公共空间”，它只有主语宾语缺少一个谓语。那这个“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指被公众所拥有的一个空间，还是说被公众所质疑的一个空间？它是向全民开放的吗？还是对局部开放的？是一个群体的公共空间？还是一个可以分享的空间？在我们平时的设计中，对这个概念会有混淆。比如说会以一种特别理想的状态——建筑师的情怀来对待这么一个宏大的严肃的话题，我以为我设计了一个公共空间，实际上我只是设计了一个开放空间而已。在网络时代，我们的公共空间是微博和微信吗？它会去处理所有的这种争端和不同的想法吗？
如果说成功的公共空间是很难定义的，但是失败的公共空间却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存在于效果图当中的公共空间，它可以拥有不同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使用人群，不同的使用方式，但是真正投入使用时，它其实是服务于一部分，甚至是很小一部分的人群的。这种时候，公共空间的失败会让人以为建筑师的这种情怀太天真了，不符合现在商业或者政治的追求。似乎我们认为：建筑的本身可以是单纯的，如果说设计师和甲方的出发点是善良的，在大环境当中可能会有一些不可抑制的失败，但是建立公共空间的这个出发点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成功的。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泡沫，而我想成为戳破这个泡沫的人。
我意识到成功的公共空间是很难定义的，我既然无法与它进行一个正面的交锋，不如对它进行一个侧面的突击，所以在这里我选择了飞地的研究。它是对公共空间一个完全的反映，它是完全排他性的。它只是对于比如在文化上、在社会阶级上被它所接受的人服务的。我们所说的飞地，例如之前所说的大使馆、艺术区都可以作为飞地，甚至是一些商业区都可以作为飞地。在设计议题上，我选择位于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大使馆是传统意义上最严格的飞地，也是我认为的从飞地入手最理想的一个建筑类型，它完全是一个异类。大使馆由于它的异类往往会成为外交庇护的场所，它的标志性和象征意义在很多时候引领一个社会的转折点。
从建筑角度来讲，使馆从一个代言的机构经过时间的长河变成一个权力聚集的场所。使馆因为赋予了一些高大上的活动展会、洽谈还有类似的圣诞party，使馆和使馆周边的消费场所成为一个身份和欲望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说，使馆不管从外观上还是功能流线上都是一个政治产物。同时就像其他的飞地一样使馆也是有非常严密和完整的边界线，甚至有多重的边界线，用边界和流线来分化和管理来到使馆的不同人群。如果说使馆是一个围城的话——那是要通过一个非常严密的安保才能进入的领地。那么这些在它周围所分布的半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非常强的排他性。如果说美国大使馆一半的面积都是用来作为对自己的一个保护，那它的公共空间就交给在它周围浮动的这项目上面，这里就显示出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城市里最顽固的飞地和这些看似公共的空间在互相扶持。那么我呢，我是想做那个戳破泡泡的人。我想设计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友好的、公众的使馆，它能很坦诚地表达出西方民主开放的观念，而不是以一个虚伪的方式——以层层重叠的墙来吸引前来拜访的人群。
在场地上，美国大使馆确定从北三环迁到北京的北五环以外，在向全民开放的奥林匹克公园以北的一个非常大的高尔夫球场的位置，它恰好是在北京的中轴线上。这个友好的使馆想把高尔夫球场变成一个新的公园，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向公众开放，它代表着美国对民主开放的一个观念——去接受所有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背景。虽然说历史上使馆是有严密，完整，多层的边界的，这个使馆却把自己的边界抹除，仅仅是想变成一个门。高尔夫球场在这里，大使馆仅仅是占据它南边小小的一个地方，把其他所有的位置都让给新建的公园，让使馆成为一个可以渗透的、对大家开放的门。
从建筑上说这个使馆是250米长，10层楼高的充满孔洞的一个建筑，它的表皮大部分是透明的，似乎可以从这里直接走到后面的公园，然后你也可以随意的看到使馆内部的活动：有的地方是会议厅有的地方是工作室，有开会的地方有签证的地方，使馆也把曾经散布在城市四周的公共活动空间交集在一起。与此同时它是一个狡猾而虚伪的使馆，刚才我所说的一切对公众开放其实都是不成立的。
使馆切身地知道，今天的公共空间仅仅是一个表象。它是可以通过叙述、文字和图像杜撰的一个故事，尽管表面上它把自己的边界爆裂了但是你仔细去看——在它周围的区域都是因为高尔夫球场而存在的高级的居住小区或学校，它们都有自己的防卫系统，而每一个对使馆会产生真正威胁的人，必须经过其他项目的防卫系统才能到达高尔夫球场并对使馆产生一定的威胁。实际上使馆是把自己的安保需求安放到其他的高档的小区和学校里从而保证自己在城市尺度上的安全你可以通过这些看似友好的通道进入到使馆，可是你永远无法到达使馆的办公区域，这些安保措施都被非常巧妙地隐藏起来以达到一个开放友好的虚拟幻想。使馆的体量给使馆片区带来极大的好处。在城市中是无法被一眼看穿，局部的开放性会让人产生一个幻觉认为它是透明开放的。但是使馆通过一个透明的图像成功地向大家宣传了自己民主友好开放的形象，然后通过自己私密的安保机关保证自己安全的需求。在这里，高尔夫球场其实是使馆最好的一个合伙人，它不仅吸引了豪华的住宅区，它也是一个天然的屏障。高尔夫球场是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外表，但是它到处都密布着因为高尔夫球场自身需要所带来的水体和沙地，它平缓起伏的地形也让任何对使馆的袭击一览无余。
使馆依然是使馆，它从来不是对外开放的公共空间，仅仅只是给了大家一个假象。高尔夫球场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公园。这也是我在设计中希望既批判现在的公共空间的模糊性和定义不良，同时也希望在这个情况下能提出一个有利于生产的建设性的意见，如果说飞地是一个新常态，那么意见就是所谓的“三刀”。“第一刀”是这样的：使馆在功能上是外交的，这个功能算是虚伪的、狡猾的——以一个看似友好的外表欺骗了所有人，它投机地以一个透明表皮和图像在向公众传达自己思维的一个方式，来保护它自己真正的功能。“第二刀”：这个建筑在意识形态上是虚伪的。“第三刀”是我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总结的一个方法，在毕业论文里面我运用了一些讽刺或诙谐的方法把一个大使馆和一个非常不严肃的高尔夫球场拼接在一起，在表现这个使馆的时候用了很传统的表达平立剖的方式以及大家刚刚看到的效果图和图像来表达，而且在叙事的时候为了呼应政治的话题、加强讽刺效果所以一切的表达方式都是越严肃越好，甚至采用了一些假新闻的方式来宣传来表现建筑的狡猾。
最后涉及到的一些问题，我戳破的这个泡泡也许是一个有关空间政治的泡泡，空间政治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很多时候不一定与官方有关系，但很多时候它承载的故事是建筑如何（因为耗费时间和资源的巨大以及它的结果不可逆转），不经意的时候如何成为一个权力的化身，这里的权力不仅指的是政治上的权力，也是指经济知识财富或者甚至是户口上的权力。建筑是作为社会行为之间的一个博弈，它把区别高下的标准进行戏剧化或是通过空间的形式来体现，空间政治仅仅是一个概念，但同时建筑现象永远不是单纯的。因此最后这个泡泡可能是我们建筑师的一个情怀，觉得建筑可能是单纯的，我们对于公共空间的追求是可以实现的，而戳破泡泡那一刻我们会意识到建筑背后它是一个政治权利交锋的产物，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应用更多的柔韧性、一些两面三刀的做法来达到目的，使得建筑对于实现自己有些安保、私密、消费要求的同时也达到一些对于情怀的需求，同时在整个过程中对于建筑师来说不仅仅是有一个建造的快感，也有对当今城市发展的一些批判。戳破这个泡泡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更狡猾的建筑师，更狡猾的方案，但是他会成为在两面三刀之下更有建设性更柔韧地对待当下的复杂建筑现象。
黄立——
一开始你所说的公共空间的定义，它不是通过一个建筑学的范畴，而是通过一个社会规则翻译出来的，所以我也想讲一下我的毕业设计。我毕业设计是设计了一个公墓。我觉得公墓是打破了社会规则的一个东西，因为社会定义，你只有那一小块地方即所谓的“私有化空间”，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空间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一个社会空间——打破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公共空间。但是相反它又建立了另一矛盾：它是一个死人的空间和活人的空间对立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公墓是否可以成为活人为抵抗城市公共空间消失的一个空间？这种公共的空间是否能让日常的空间变得更有仪式感，让去公墓祭拜的这种仪式感的东西而变得日常，让它成为空间政治里死人与活人空间的一种媒介。我们现在采取的是西方一种特别精确的态度来设计一些公共空间，但这种方式往往会被后来的一些因素所改变，无论是建筑也好还是非建筑的一种因素也好。那么反过来，建筑师又会去拥抱这种状态，他们认为我们就应该去拥抱这种非建筑的状态，但是你又很难再去设计这种东西。
张婕——
我们做设计的时候一般都是要么A要么B的做法。要么是拥抱甲方的各种要求，像是消费主义啊，但是这样子做出来的东西可能无法符合建筑师对大众情怀的关注，但是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可能就是以一种消极的、不作为的来对待它。当所有的抗争都集中在一个界面上的时候，那么这个界面设计本身是非常有趣的也充满潜力。这个界面设计的两方可能具有不同的功能，又因为它是融合到一个建筑元素里——一个看似统一的建筑元素，可能大家会将不同的材料融合起来、将不同的建筑类型融合起来，将一些建筑功能以完全生硬的方式揉捏起来达到创新的结果。
听众A——
第一个是讨论绝对的公共性和私密性中间的一个关系，第二我怀疑的是这个“绝对的”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跟我们所有的自由和不自由是一样的道理，它是没有那种很严格的界定。另外在讨论使馆的功能该不该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使馆的功能是不需要变化的。
张婕——
我做研究的时候很大的一个目的性就是要摆明公共性是没有绝对的，它就是相对的。在这样的设定之下，如果说我已经接受了飞地建筑就是现代建筑的一个常态，而公共性的绝对性是不存在的。那在设计上就会给我一个更大的自由，相当于说我找到了一个弱点。就是说相对公共性也是可以被接受的，我就可以把它变成设计上的策略，来使使馆达到它自己真正绝对安保的一个需求。
第二个问题是使馆是否要变化，因为在功能上它是无法迎合大家对绝对公共的一个追求。这个引申可能对使馆来说是一个过于狭隘的引申，因为使馆作为一个外交建筑，如果我们以一个实践的方式来了解它的话，像这样的改变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说我们把建筑类型弱化，把他弱化到一个高档的商店，或是在平民区植入一个高档的社区，在它的这个界面上会发生什么东西？也许为了对外表达一个友好的方式，在这个界面上真的可以植入一些这样的公共空间。当我们意识到在绝对当中有一个相对的可能的时候，在一些政治性更弱的建筑类型上面可能会有新的作为吧。
庄老师——
这里面我觉得挺受启发的，这是一个虚拟的设计，不是说真的会去炸掉前面的房子，但是我觉得敏感度是非常厉害的。这两个面当中我喜欢的是高尔夫的那一个面，我觉得能选中高尔夫这么一个防护——它外头的高档小区，是一个很厉害的设计手法。
在张婕的讲座里面，我时不时会陷入那样的情境氛围里面，有的时候要跳出来去比较去思考她究竟用的是什么方法，我不断地在比较如果是一个实际的项目，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实际的情况它不会有那个鸿沟，也不会有那个壁垒，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下它会有意无意的就有这种相近的做法，但是请相信所有的建筑师在这种情况下，他都不是以一种阴谋家的状态去做这件事情的。他有可能会因为政治、经济或是其他的情况也好，他有可能会被赋予某种类似阴谋的程度，但事实上我觉得最根本的区别是，实际的建筑师会将这件事视作中性的，当他要把它变成阴谋的话，我觉得是要跨越他自己的道德界限。
无论如何，我觉得最吸引我的是方法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选址、方法是很感兴趣的，对场地敏感的处理——把场地的利用转化为政治、策略、预设，对我来说它跟我们通常所说的对空间的处理手法是一样的，就是一种非常厉害的。
听众B——
我是一个建筑的工作人员，在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特别讨厌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开发商的工具和帮凶，我就是在帮开发商为他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做事情。如果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我就是牺牲这样的公共空间帮甲方获得短期的经济回报。但是我又换个想法，就是说如果我是甲方，我要去推动这个事情，它是否有经济价值存在，当一件事情它太过黑或是太过白的时候、背后的经济利益都不存在的时候，做这个事情还有意义吗？
张婕——
我现在也是一只画图狗，我很理解你的想法，我在这里讲的“虚伪”不仅仅是对民众虚伪，它其实更多的是对甲方虚伪。如果说这个建筑师有一定的狡猾点，他说我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我至少给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让大家认为我是开放的，至少在这样之后会达到0.1%的这样一个公共的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说服甲方，不违背他的商业利益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建筑师的一些诉求，这也是在我们的职业素养之外获得建筑理想追求的方式吧！
听众B——
其实你已经认定了：第一我们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我们的职业是放在第一位。我们做设计首先是要满足于甲方然后再做自己的东西。我们现在作为建筑师的角度不断地去批评甲方永远把甲方放在对立面，我们能不能更多的去为甲方考虑问题，用我们设计师专业的角度让甲方的设计要求更丰满更合理而少抱怨一点甲方。
张婕——
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但对我来说，你内心的情怀也是你的一个甲方。你如何平衡这两点就是你建筑技艺的问题，他们两个都是合理的，没有说哪一个更高尚哪一个更坚不可摧。所以对于我来讲如果能说服甲方甚至说玩一玩甲方，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做法下，既满足甲方的要求，也推动了建筑师的情怀，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结果。
听众C——
这个研究我觉得做得非常细致，但是从我自己的性格来说我做这件事情可能更觉得，就像庄慎老师说的“我去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会真的把这个东西暴露出来”，可能我会以一种手段上半遮半掩的方式去表达。让不懂的人觉得这个东西真不错，让懂的人觉得这里面有个坑。这是不是更戏剧性的一种手段，这种批判性的力度更强，更像一个批判性的故事。
庄老师——
张婕的演讲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她说她要做那个针去戳破那个虚伪的泡沫，但是在最后的结论里，她又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可能是对于建筑师有用的地方，她可以玩弄甲方也好或是一种机智的方式来有所作为也好。这让我又觉得她又是在讲一种建构的方法。她究竟是要建构这个泡沫呢还是戳破这个泡沫？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生活上或是说真实世界它有很多东西这个泡沫不是出于同情、善意来编织的，我是觉得它就是现实的必须的，它是存在的一件事情。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去做那个针呢？它的确是一个有关于建筑学、你的知识，如果你是一个专业人员的话应该把他作为一个乐趣，思想的维度是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地方的。我只是突然觉得她讲的泡沫和针，她究竟是哪一方？
听众D——
大家有没有发觉在中国这样开发商背景主导之下建筑师其实比较被动。但是在中国建筑师玩甲方的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其实这个问题不在于谁占主角而在于信息的不对称。
对于张婕的研究——“虚伪”这一点，我还是存在疑问的。就是你现在究竟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释这种虚伪，你是想通过建筑语言去解释这个虚伪，还是想通过其他的语言？
张婕——
我批判的是我们对于大使馆的一个批判，也就说我批判的是我们对于绝对公共化中的绝对性的坚持，或者说我们对于建筑非常单纯的一个绝对性的偏好。当你认识到这些都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当你批判也不能改变的时候，这个想法可以给你很多力量，这个力量在于你会以一个新的视角来观察他们。如果说这些事情都不是错的，那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坏的情况下挖出来好的现象，就是不可达的使馆如果它必须要这样的，我们可不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达到，但从中可以创造一些价值，比如公共性。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虚伪是一个褒义词。
听众E——
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刚刚你说的你想要做戳破泡泡的这个人，你用的是这种比较狡猾的方式。那我想的是，我可不可以用建筑来做这个针。我们有时候是要满足于甲方的各种要求，但是我自己知道甲方是错的，我可以在建筑上留下一个漏洞，在你的故事里这就像是反转的一个剧情。
张婕——
你说的这个反转特别好，也很有意思。你所说的反转是很有趣的一个点，最后的情节可以是建筑师以为自己赢了，或者是很久以后项目落空了等等。但是考虑到我要毕业啊，所以……
（众人笑~~~）
庄老师——
我觉得建筑学最具有生命力的不是最上面也不是最下面，是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和人平等的一种状态，虽然有时候你可以撸着袖子和人去商量去解决，你是把你的专业技能应用于实践当中而不是理论当中，我觉得在使用的时候，在不断地发现它使用的可能性的时候，建筑学的理论和它的本体会产生非常鲜活的意义。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比完整的、纯洁的理论更加吸引人更加重要。
听众D——
我们以往的建筑实践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项目过大，你只是参与其中的一部分，无法站到一个平等的角度，一定是有人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东西。所以互联网最好的一点是尽管项目再大资本再多，它都能达到一种基本的信息平衡，在这种模式下大型项目不会出现失衡的状态。
张婕——
最后的结论应该是一个Negotiation（协商）的过程。它有一个协商的意思，也有一个在障碍中找路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出路吧。但愿我们都能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讯息对待甲方和情怀吧！
华老师——
最后的结论，就像张婕说的我们反对的还是绝对的状况，就是反对单纯的相信“绝对的公共性”，或者说单纯的完全放弃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我觉得最终还是回到建筑师作为主体，他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性，也回到了建筑也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性，它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最终的完成在跟各方协商的过程中是很灵活的，最后能达到一个目的。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它的一个意义。
2015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