佤族习俗与失落千年文化的巧合

                               
                
                
这里峰峦叠障、河谷深切、纵横绵延、地势高差达３０００多米，历史上称之为阿佤山区。
佤族没有文字，其漫长的迁徙史是通过民间的记忆传承下来。由于高山纵谷的隔阻切割，远离汉文化中心地带，佤族一直远离主流文化的视野，并在惜墨如金的汉文史籍中留下了“蛮荒之地”、“瘴疠之乡”的记录，似乎与历史上所有灿烂文明无缘。直到半个世纪前，在人们的传统记忆中，佤族仍然过着“用牛耕，惟妇人用鐝锄之”、“耕种杂粮外，捕猎为食”、“迁徙无常”的生活，佤族猎人头祭谷习俗成为了其落后、野蛮、与世隔绝的代名词，在这种既定形成观点的遮蔽下，佤族历史文化研究一直在传统史学记忆的束缚中前行。
然而，随着佤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以失落千年的古滇国文化、夜郎文化、石佛洞文化为代表的考古成果的汇聚，为全新解读佤族历史文化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考古成果证实：２０００多年前，也就是从战国初期到西汉大约５００年间，在云南滇池岸边，曾经存在过一个庞大的古滇国。高超的冶铜技术将他们带入发达的农耕时代，发达的畜牧业、滇池里丰富的鱼类食品，将古滇国人的智能活动推向了极致，创造了灿烂特异的青铜文化。然而，当我们将浇铸在这些精美绝伦青铜器上的诸多场景与佤族习俗进行比对时，便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让考古学家跌破眼镜的创造中，粘附在青铜器上诸多古滇国文化因子竟然能够在佤族诸多习俗中复活。其中又以猎人头祭祀习俗最为典型。
猎人头祭谷曾经是佤族社会中最重大的宗教祭祀习俗。每年秋收结束，长达半个多月的拉木鼓活动便会在整个阿佤山区的佤族山寨此起彼伏地展开。在佤族的认知世界里，所有的灾难都会随着一只新木鼓的诞生而远去，而新木鼓通神的灵性则是在隆重的剽牛血祭和神圣的人头祭谷中完成。没有人头祭谷，没有剽牛血祭，佤族木鼓就无法成为通天的神器，部落就会失去神的庇护；地里的谷穗就不会打包，鬼神就会出来作乱，山寨就得不到安宁。在这样根深蒂固观念支配下，佤族把猎人头祭谷保留到了建国初期，而剽牛祭祀习俗则延续至今。
然而，古滇国出土的青铜器上频频出现的祭祀场面中，人和牛同样成为祭祀的主角和整个祭祀文化的核心。在代表着古滇国人高超冶铜技艺的贮币器上，滇人杀人祭祀的场面被生动地浇铸在上面，仅祭祀场面中人物就多达１２７人，场面之壮观，令人慨叹：有受祭的铜鼓、有形如牂柯的铜柱、木桩，有绑在桩柱上即将被杀的人，有躺在地上的无头尸体，其头显然已被送上了滇人的祭坛。汉文史籍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古代西南夷一些部族中流行猎头祭祀习俗，其中又以滇人尤盛。显然，古滇国青铜器中祭祀场面便是当年滇人活人祭习俗的真实写照。
不仅如此，在滇人杀人祭祀场面中央矗立的那根象征着王权的社柱（牂柯柱），与被佤族视为全寨心脏、祭祀活动场所的寨桩也是遥相呼应；盘绕于社柱上两条栩栩如生的蛇，与佤族《司岗里》中“蛇帮助人类从海底取回谷种”的传说以及春耕播种前用蛇祭祀谷神的习俗形成对应；频频出现的牛的形象和剽牛场景，似乎就是普遍存在于佤族社会的牛崇拜和剽牛血祭的记录；青铜器中所描绘的干栏式建筑，正是佤族一直保留至今的居住方式……
无独有偶，与古滇国处于同时代、疆域横跨今云贵川三省的夜郎古国，猎头祭祀也是夜郎民族在上古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习俗。与佤族一样，猎头的目的同样是祭祀之用，以求得战争的胜利、人畜平安或祈求丰年。猎头的方式有通过战争所得战俘之头，也有设伏偷猎获取的，甚至还有族内人自愿奉献的头颅。甚至在祭祀活动中，将祭祀用的人头作为神灵享受的牺牲加以祭拜的习俗都与佤族人头祭活动如出一辙。就连曾经风行整个夜郎古国的用鸡股骨占卜以测算吉凶的习俗，也与一直盛行于佤族地区用鸡股骨、头骨占卜习俗有着惊人的相似；夜郎民族的村舍、楼居也与佤族民居一样是干栏式建筑，据专家考证，“干栏”二字就是夜郎民族口语的译音，意为“村舍”或“楼居”。
今天的佤族，还完整保留着夜郎民族以牂柯柱及洞穴为生殖崇拜物的习俗，只不过佤族将意示着男性生殖崇拜的牂柯柱具化为寨桩，将意示着女性生殖崇拜的洞穴、葫芦视为人类源出的母体，并以木鼓的形式加以崇拜。
此外，佤族历史文化研究学者还指出，地处滇西南、与古滇国、夜郎国几乎同时崛起的王权酋邦——哀牢国，也与佤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哀牢国疆域辽阔，统辖范围东起洱海区域、西止伊洛瓦底江、南达今西双版纳境、北抵喜马拉雅山南麓。《司岗里》传说中被阿佤人叫作“比杨杜姆”的腾冲，就是哀牢国的中心地带。据史书记载，哀牢国是由最初的哀牢民族创建的哀牢部落发展而来的，随着哀牢王国的形成和不断扩大，才杂居了许多民族。而哀牢的主体民族就是佤族先祖——濮人族群。
这一史实在佤族民间传说中也能寻找到它的踪迹：佤族认为，“哀牢”是佤族在大理、保山开山建寨的始祖，是部落酋长的名字。“哀”是指其在家中男子排行老大，“牢”是其名。直到今天，部分地区的佤族仍把自己叫成“哀腊”或“腊人”。
不仅如此，汉文史籍中所说的“永昌”地名也是以佤族先祖艾昌的名字命名的。“永”在佤语中是“部落”、“寨子”的意思，“昌”是“艾昌”的名。据说，艾昌是女王叶东和达亚的二儿子啊，他和同母异父的哥哥顺着江水河谷来到大理、保山一带，并建立了永昌部落。随着人口的增多，不断有人从永昌部落分出去，并创建了永平、永寿、永腊、永德、永丁、永东等诸多部落，永昌部落管辖的范围也随之不断拓展。
石佛洞田野考古成果也进一步证实：早在３０００多年前，在阿佤山地带，中华民族的一支在远离中原文明的澜沧江支流小黑江流域创造了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最发达的文化，这支创造了石佛洞文明的石佛洞人也就是沧源崖画的创造者。有越来越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位于阿佤山区中心地带的沧源崖画和石佛洞文化不仅与佤族现存的文化习俗遥相呼应，还与佤族先祖的创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古滇国的失落、夜郎国的神秘消亡、哀牢古国的转衰，佤族先祖不断踏上了败退、逃离之路。在退隐澜沧江和萨尔温江之间怒山山脉地带后，凭借着高山纵谷的隔阻、屏蔽，将诸多古老的习俗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让古国失落的诸多文化因子得以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