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征评】第292期:《中国通史》(已截止)
【内容简介】
泱泱华夏,上下五千年,通史著作不少,其中优秀者,往往既要史料翔实,又要文字优美,又或编写方法有独特创新。本套《中国通史》,将民国时期公认的几位史学大家的代表作编辑整理后,集合到一起。其中,吕思勉先生的文字中,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旁征博引,大气磅礴;张荫麟先生则不圄于史籍,甚至把《诗经》《楚辞》《论语》中的词句用得出神入化,文字十分优美;而蒋廷黻先生则是在近代史研究上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倡导原始档案材料的收集,比如在写李鸿章的外交活动时,就曾亲自走访李鸿章的旧部、助手、秘书等。
三位先生在史书的编写上各有优点,集合成套后,相信能够给予读者深刻而愉快的阅读体验。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
号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生于官宦之家,1929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清华大学。同年获公费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留学4年,修完应学课程,未待期满,已获哲学博士学位,提前返国。1935年,应教育部之请,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
梁启超、钱穆、熊十力等史学名家均给予过张荫麟极高评价,认定其为新史学的领军人物。为其时公认的史学天才。
吕思勉:(1884~1957)
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先秦学术概率》等。
严耕望、顾颉刚、谭其骧等史学名家倍为推崇吕思勉,公认其为史学大家。
蒋廷黻:(1895~1965)
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今邵东)人,中国著名史学家、民国外交家,1911年赴美求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一起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1925年调入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在任期间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建立起全国一流的史学阵营。著作有《中国近代史》。
费正清、何炳棣、郭廷以、马勇、杨天石、雷颐等著名史学家对蒋廷黻赞赏有致,称其“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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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云:读史使人明智。身为一个中国人,不能不读中国历史。不为明智,也应该了解自己的历史,不至于被人所骗。故希望能通过本书,对我国历史,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谢谢小编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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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爱 https://www.douban.com/people/yveyacao/reviews 学文科的我,特别喜欢历史类的书籍,真诚申请这套书的试读,也将会有不一样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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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卿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815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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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舟 喜欢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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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病死了。唐太宗很难过,他流着眼泪说:“夫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天子一言,堪称对魏征这一生价值所在最好的注脚。当然随着太宗此言流传下来的,不仅是千古名臣魏征,更让我们记住了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生于中华,何其有幸,中华文化渊源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生于中华,又何其郁闷,这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要一一细究起来,借以为鉴而知兴替,那得耗费多大的精力,真真辛苦不已。不过西人培根亦云:读史使人明智。我中华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如能下大功夫钻之研之,想必于智之增长不无裨益。故明智不可不读史,知兴替不可不读史,继往开来不可不读史。
古往今来,著中国通史者,不乏其人。而近代著史被公认的史学大家有这么三位: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今日有幸,收到汇智博达公司出品,台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一套三册。本书特别之处在于,并非由一家所完成。而是编辑整理了张、吕、蒋三人之作,将之整合在一起。既体现了张先生文笔之优美,将《诗经》、《楚辞》、《论语》中的词句用得出神入化;又体现出了吕先生著作中史料丰富的特点;亦再现了蒋先生在近代史研究中的新方法,新的研究观念。
在三册中的封面内侧皆对三位史学大家作了一个初步简介。不过在此,我还是再大概说下这三位。张荫麟先生所著之《中国史纲》与吕思勉所著之《中国通史》被称为国史双璧。而其中对于张先生的史纲,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老人家张其昀是这样评价的:“《中国史纲》一书是呕心沥血的著作,他常常工作至午夜以后,因此就深伏了病源。本书价值,识者自有公评,即就文字而论,亦用力至勤。世人多惊羡其文笔之粹美,以为胜过一般文学创作,不知其字字珠玑,皆为潜心涵泳几经锤炼而后成。”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熊十力说:“荫麟方在盛年,神解卓特,胸怀冲旷,与人无城府,而一相见以心。使天假之年,纵其所至,则其融哲史两方面,而特辟一境地,恢前业而开方来,非荫麟其谁属乎?”
从以上评价来看,对张先生的评价不可谓不高矣,奈何天妒英才,张荫麟的英年早逝使《中国史纲》止步于汉史,伤通史不通。
从其《中国史纲》撷取一二以飨诸位:
而国史双璧之一的吕思勉先生则著述颇丰,其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先秦学术概论》。从中可以看出既有断代史,也有通史。其〈中国通史〉也比较特别,不是一般的编年体史书,而是从诸如衣食住行、婚姻、官制等多方面,多角度去看待每个朝代。
最后来说说蒋廷黻其人。他比较特殊之处在于能跳出时代之局限去看待当时的中国。在其书中,多次呼吁“近代化”,其在序言中写道:“日俄土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是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其希望通过“近代化”而使中国借被侵略之机,走上强国之路。应该来说,其视角也是非常独特的了。
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由台海出版社所出版的本套《中国通史》。从商代开始,至东汉结束,记录中国历史的资料,基本采用的是张荫麟所写的《中国史纲》,其内容基本是从上册的第二章开始,到中册的第十四章结束。汉以后,清以前的史料内容基本采用的吕思勉相关著作。而清开始至民国大概1934年左右的历史则多是采用了蒋廷黻的著作。在编辑的穿针引线之下,还是比较好地将三人的著作整合在了这一套书里。只是因为三人的文字风格不一样,不过好在基本上一册书约莫是一位作者的思想,这种跳脱突兀感还不是太强。起码整体上看来,还是有非常强的可读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本套书的上册里,编者将三位大家的序全都吸收了进来。从编辑所采用的三家之序可以知道,其内容大概是采编自吕的《中国通史》、张的《中国史纲》以及蒋的《中国近代史》。其序个人以为张荫麟和蒋廷黻的尤其值得一读。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大戴礼记·保傅》
为什么他们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
文/秋若枫
1
台海出版社将民国时期公认的几位史学大家的代表作编辑整理后,集合到一起,形成这套《中国通史》。全书共为三册,上册主要讲述上古文明之初至楚汉相争这段历史,中册主要讲述汉朝至元明这段历史,下册则主要讲述了清朝至民国这段历史。
这套《中国通史》的作者分别是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三位。尽管这三位都是学界公认的大家,但我还是想花费一点时间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
张荫麟, 号素痴,广东东莞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1935年,应教育部之请,编写高中历史教材《中国史纲》。熊十力曾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
吕思勉,字诚之,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四大史学家之一。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先秦学术概率》等。钱穆先生的弟子、著名史学家严耕望曾说:“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蒋廷黻,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今邵东)人,中国著名史学家、民国外交家,著作有《中国近代史》。费正清、何炳棣、郭廷以、马勇、杨天石、雷颐等著名史学家对蒋廷黻赞赏有致,称其“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
2
在翻阅这套史书时,我脑海里时不时地飘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的著作能够成为经典?在《中国通史》序言二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在这篇序言中,张荫麟先生通过对一个问题的反思与总结,表达了他对于通史写作的理解:史学家写通史,拿什么样的”笔削“做标准?这个问题,说的更直白一些就是,史学家写通史时,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要以什么标准来进行取舍?
张先生从韩昌黎的“记事者必提其要”说起,来讨论通史写作中所谓“要”的标准。最能”提要“的通史,最能按照史事之重要的程度以为详略的通史,就是选材最适当的通史。但史事的重要性又是什么?更何况,一件事物的重要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对甲重要,对乙可能不重要;用A标准来衡量,是重要的,而当用B标准来衡量时,可能就不重要了。重要这个词,从来就不是”意义单纯“的。张先生在综合前人通史写作的经验基础之上,归纳出了五条用以判定”重要程度“的标准:
1 新异性标准
即史事越新异则越重要。张先生将其继续细分为“内容的特殊性”/“时空位置的特殊性”,并且提出了在这一标准使用的五条注意事项。
有些史事仅在当时富有新异性,后续类似事件发生时,不再具有新异性或新异性程度降低,但这不影响初始史事的新异性。比如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改称”皇帝“。这是一个标志事件,值得载入史书,但后面的数百位人继位称帝,就没有什么新异性了。
有些史事,在整个历史长河中都很少见,这类史事都具有新异性,但是第一例史事的新异性程度要大。比如说农民起义这类史事,陈胜吴广的反秦起义,就要比后续所有的农民起义事件新异性程度大。
任何史事的新异性,是有历史范围的。因此,同一史事的新异性程度,在不同的历史范围,是不同的。比如说,安史之乱对于唐朝,和对于整个中国封建王朝而言,新异性程度是明显一致的,前者要高于后者。
史事的新异程度,是相对于我们的历史知识而言的。有部分史事的新异程度很低,但因它的先例不为我们所知,因此也具有较高的新异程度。
历史不是一盘散沙,众史事是相互联系的。我们不仅要注意单件史事,并且要注意众多史事所构成的全体。新异性不仅有“深浓的度量”,还有“广袤的度量”。我们不仅要注意新异程度的高下,还要注意新异范围的大小。
2 实效的标准
即史事所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苦乐者的大小不同。史事直接牵涉和间接影响于人群的苦乐越大,则越重要。比如,清王朝后期的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相比,后者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群要比前者大,因此后者就比前者重要。
3 文化价值的标准
即真与美的价值。文化价值越高的越重要。写思想史、文学史或美术史时,灼见的思想比妄诞的思想重要,精粹的作品比恶劣的作品重要。
4 训诲功用的标准
其意义有二,一完善的模范,二成败得失的的鉴戒。张先生认为这条标准,从学术分工的需要来说,在写通史时应该尽力放弃。
5 现状渊源的标准
我们的历史兴趣之一就是要了解现状,要追寻现状的由来。史事和现状的”发生学关系“越深,越有助于解释现状的史事,就越重要。然而,历史的线索时断时续,历史的潮流时隐时显,随着社会当前的使命,问题和困难的改变,久被遗忘的史迹也每因与现状切合而复活于人们心中。
3
张先生说这五条标准是他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纲领,我想这也应该是吕先生和蒋先生的通史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纲领,只不过是细节上他们三位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知。人们常说修史应该秉笔直书,但是史学家心中也应该有一杆秤。因为没有人能把所有的史事,应有尽有的写进史书,也做不到这样,必须要有所取舍。取舍标准严谨、公正,对后来者而言,他的收获就越大。读史可以使人明智,鉴以往可以知未来。但如果史书(史实)本身就不够严谨、公正,那我们不仅明不了智,还会把我们带到错误的认知上去。这样的史书,迟早是会被读者屏弃的。
张、吕、蒋三位先生正是因为心中对史实取舍标准足够严谨、公正,他们的著作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期望的收获,所以才会成为经典。
《中国通史》:历史的天空里无所谓陈旧
最近,台海出版社别出心裁地出了一套三卷本的《中国通史》,著者分别署名为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在这三位史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属吕思勉了,他在史学界的地位,是有目共睹,且无人代替的。而张荫麟与蒋廷黼的知名度就要差很远了,如果不在史家界中,可能还未听说过这两个人的名字。
出现这个情况,当然有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张荫麟英年早逝,年仅37岁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他留下的一套《中国史纲》也仅仅写到了东汉开国,只能算是四分之一中国史的篇幅。而蒋廷黼,则因为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从政上,1949年后,又去了台湾,大陆学界自然也就把这个人抹去了。吕思勉治学时间最长,著述最丰,他对中国历史的筚路蓝缕的贡献也最为突出,读中国历史,是绕不开吕思勉的。
现在这部《中国通史》将三个作者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放到了一起,开卷之时,便很好奇,这部书是如何将这三位行文风格不一样、治史理念不一样的三位历史学界的著述整合到一起的。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这本书并不是将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三人的历史著作简单地合并起来,而是将三位史学家的三本历史书,打乱了次序,进行了重新组合,而每一章节也没有注明这出自哪一位史学家之手,这样,从表面看,整本书自成一体,浑然无界,似乎出自一人之手,这使得我们通读这套书的时候,首先必须做的工作,就是把全套书厘清一下,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当然,书中前两章还在章末,评注了张荫麟、吕思勉的治史风格,大致表明了第一章与第二章的作者出自谁手,而后文中在涉及蒋廷黼的部分,却没有相关的介绍。因此,这并不影响我们首要做的工作,是分清这套书中三位历史学家著述的占比情况。
经过一番查对,整本书有百分之六十是吕思勉所著,书中称这来自于吕思勉所著的《中国通史》,但是我刚刚读过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并没有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成份,所以,我继续去寻找采用了吕思勉的哪一部历史书。吕思勉除了《中国通史》之外,还有一本《白话本国史》,查对了一下,也不是本书的吕著部分的源头。接着找下去,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著中小学教科书五种》一书找到了出处,原来本书中吕思勉的部分,完全来自于1934年初版的《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该书2006年改名为《中国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新版,2007年改名《中国简史》收入中国工人出版社“大众历史经典馆”丛书的插图珍藏版。
在吕著的历史教科书的基础上,张荫麟与蒋廷黼的部分各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通史》的编撰结构。首先,我想编辑是找到了吕著的《本国史》教科书,第一章“文明之初”,因为张荫麟的《中国史纲》是从商代开始书写的,所以,这一部分,基本是吕思勉的著述部分,然后到了商代,这时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开始有纪了,于是这套《中国通史》切断了吕思勉部分,而接上了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的全部。张荫麟的最后一句是“东汉开国初年”中的结尾句:“这件故事岂能不在他心头?”,这时已经到了本部《中国通史》第十三章“权谋夹缝中的生存的东汉”, 张荫麟只写了东汉史的一个开头部分,接下来便没有了,于是从这一章第二节开始,又重新回到了吕思勉体系。
之后一直到晚清,我们在《中国通史》中读到的都是吕思勉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蒋廷黼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篇幅并不长,但《中国通史》基本全部采用,并且让蒋廷黼所写的部分,穿插在吕思勉的历史教科书中,只要蒋廷黼写到的部分,就把吕思勉的去掉。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编辑高招,在第二一章“近代开端”部分,第一节“中西初期交涉”还是吕文,到了第二节“英人寻求平等邦交失败”则已经是蒋廷黼的著述了,下面便以蒋廷黼《中国近代史》为主了。
然而,在《中国通史》中我们看到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组合方式,就是将吕思勉与蒋廷黼的相同历史事件描述,合并成一章,比如第二四章第二节“戊戌变法及义和团”中,前面三段是吕思勉的文章,而后面则是蒋廷黼所写,这种合并在第二五章第一节“孙中山的革命方案”里再次重现,将吕、蒋文各取一段合并成一文,而且在标题上还注明了一个“(并)”,似乎是编辑提示这一节是一个“合并”的章节。蒋文只写到了孙中山的逝世,之后,《中国通史》又继续沿用了吕文著述,一直到1934年历史时段结束。
把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三个人的著述分清,我们才能更好地辨析出三位历史学家的风格特点。其实这三位史学家的叙述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吕思勉的行文比较朴实古板,且喜欢用文言文字句,造成阅读起来会有诘屈聱牙之感。吕文的优点是他的研究自成体系,对中国历史有多种不同风格的表述方式,尤其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取自吕著为民国高中生所著的历史教科书,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既彰显了个人对历史的解读风格,也能适应一般性读者的阅读需求。
相比之下,张荫麟则行文流畅,讲究文彩,尤其是在历史叙述中,还能进行一番散文化的排比渲染,读起来确实有一点满眼生花。但毕竟张荫麟的历史篇幅太少,难以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角度来把握作者的历史架构,所以,张荫麟越是把中国前期历史描写得文彩斐然,越觉得后继无文而遗憾多多。
而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论述,多少有一点像政论体复述,穿插在历史事件中的是作者欲罢不能的对历史的高谈阔论,这种超越历史事实中的政治论述,反映了作者对政治的浓烈兴趣,这也多少折射出日后作者为什么会弃历史研究而去从政的潜在原因。
但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这三位作者也有共同点,就是他们在对中国历史的复述中,总有一个目标指向在当代中国,这实际上反映出三位作者在写作中国历史之时,正处于兵荒马乱的民国“乱政”之下,他们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透析,始终有一个面向,是希望从历史中寻找到民族振兴的经验与教训,这使得他们的历史叙述有着一个共同的朝向。
当然,这三位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表述肯定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一点在张荫麟身上表现突出,他的对中国前期历史的论述,便与我们今天的历史分野迥然有异。我们现在的历史,一直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归划在“封建时代”,而张荫麟却抛弃了这样的说法,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帝国,只“维持了约莫七百年”,“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P61)。到了秦汉时代,中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郡县的帝国,已经不能套用上“封建社会”了,而且认为“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打破了旧有的对中国社会的认知,这种看法,不能不认为有一定道理,也反映出中国历史用不同的视镜透视之下,会得出不同的判断与结论。
而更令人关注的是,中国史学家与西方的史学家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最近,我刚刚读完了六卷本《哈佛中国史》,还是深刻地感知到中西方历史著作在叙述上的不同之处。
最让我感受深刻的是,中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目光聚焦于中国的内部,对中国的边界没有什么概念,一般讨论的是中国的王廷,按照“终归于统一”这一主脉线,如何向周边扩展,从而形成中国的历史著作,呈现出一种向外扩散的发散型结构。本部通史的三位著者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黼都有这样的风格,他们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中心政权的演变流程,然后由核心向外扩散,逐渐朦胧,再之外的那些发生边缘碰撞的所谓蛮夷戎狄,只要退出中国王朝的视线,就算结束它们的历史了。
而西方作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很是不同,他们十分注重地理位置上的社会重点倾斜,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外来的观望的目光,那种感觉,就像是从太空站望向中国的历史旧痕,他们看到的是各个力量交锋之间的地理位置空间的变化,比如《哈佛中国史》里对战国时代的七国争雄,就很注重七国的地理位置间的经纬度,而中国史家则喜欢讨论各家站位的力量消长与内在关系,这使得《中国通史》虽然有三位作者的著述整合而成,但对中国历史叙述的总体思路却是相同的,就是非常注重各种势力与人际交错之间的关系伏线,这种关系包括争雄各方的力量关系、中国与所谓蛮夷的互动关系、王朝内部的君臣关系及后宫内外的角力关系等等,这是中国通史的常规项,是必须要解述的。而西方的历史,往往对这一点并不加以重视,甚至没有兴趣去表现中国历史中各类关系交织中的隐性的心理交锋,而是从居高临下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地理板块的游移变化以及客观条件下中国历史变化的必然联动效应,也就是说中国史学更注重人的影响力在历史中的决定权,而西方学者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力量在中国历史中的能动作用。
大致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中国史家,像是沉没在历史中,陪伴着中心王朝,向外衍射,远方是看不到一个框架轮廓的,推到哪里是哪里,哪里就是中国历史的边界。而西方史学,则早早地就用一个框架固定住了中国,然后看这个框架内的力量的移动与消长。
三卷本的《中国通史》能够天衣无缝地将三位史家的著述缝合到一起,给人一种浑然一体之感,正反映了这位三位史家,站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历史站位,对历史有着总体来说相似的基本论述与表现手法,体现出中国史学还是有着共同的民族心理基础的,但是,他们在具体的历史论述中,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表现出历史分期、历史识见、历史定论方面都歧见明显,这正折射出为什么历史会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所在,它的谜底吸引着史家不断地去正视它,并作出自己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著作总是会成为未来永远不会枯竭的新鲜课题。一句话,历史的天空里无所谓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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