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美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大学教育的美育之思》（2021）

                
                
清华大学美育思想的传承与创新
——大学教育的美育之思[1]
　
　
摘 要：
清华大学走过110年历程，除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等学校名片，大学美育思想同样源远流长，与前者共同塑造了清华的学术风格与大学品格。回顾百年校史文脉可知，清华大学美育思想虽然兼具艺术教育、兴趣培养、德育等因素，但其主旨在于：通过增进大学师生的艺术修养，提升审美与创新意识，陶养性灵，从而深化师生对人文价值的体认与人格的整全，有助于增强大学文化的凝聚力。大学美育即大学教育的人文与审美之维，不可孤立于学校的核心教育理念而存在。当教育面临综合的时代挑战，美育更应融合、超越艺术技能与美学理论的学科视角，借鉴通识教育的有益经验，以美育重思“大学之道”。
关键词：清华大学；大学美育；人文教育；美育思想；美育史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很少有一所大学与一国的命运编织得如此紧密，对一国的教育、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如此之深切——清华大学无疑是一个特殊的个案。风风雨雨走过110年，清华大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范式之一，成为教育界长盛不衰的话题。我们难免要问，清华大学为何历百年而常新？哪些教育思想塑造了清华的学术风格与大学精神，而今仍需一思再思？自然，我们会想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想到“行胜于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等清华名片，然而大学教育思想另有重要一脉——大学美育，同样源远流长，为清华人文精神不断给养。
　　美育对清华大学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对于大学中从事美术教育的部门来说，美育意味着培养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对于从事艺术团工作的部门来说，美育意味着培养特长生的兴趣爱好与表演能力；对于从事思政、德育的部门来说，美育是其开展工作的辅助手段；在一些哲学家眼中，大学美育是侧重于美学理论的“美学教育”；而在另一些教育学家眼中，大学美育亦被延展为无所不包的“教育美学”……各个角度都自有其道理，但又似乎未能揭示大学美育的整体含义。面对如此不同的教育观念，清华大学能否超越不同部门、不同学科的分歧，找到贯通的美育主旨？如果把论题放回百年清华文脉中便不难发现：清华美育虽然兼具艺术教育、兴趣培养、德育等因素，但其主旨在于增进大学人才的艺术修养，提升审美与创新意识，关乎师生对人文价值的体认与人格的整全，有助于促进一所大学的凝聚力。换言之，大学美育即大学教育的人文与审美之维，是全人教育理想的一种体现。若想阐明美育在清华教育史中的意义，则需对清华大学教育观与美育思想的相互作用，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清华教育观念中的美育思想启蒙
    1895年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兴起。受清末洋务运动等社会政治因素所趋，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观念与发展模式多借鉴于西方，并深为西方大学的现代化进程所影响。所谓大学教育的现代化，首要特征在于“主智主义”：自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创立，以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amboldt）为首的一些教育家认识到，由智育所驱动的科技进步能带来巨大的实用价值，智育与科研自此发展起来，而后逐渐成为现代大学的主流。而在清末民初的中国，面临强兵救国的现实需要，新式大学也接受了以智育为先的教育观，传统上以德育为先的教育观遭受震荡。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原文附图，1903
    在新旧思想的纷争之中，晚清名臣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办以传授实用知识为主的新式学堂；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观念；而学者王国维的目光似乎更加深远，他别开生面地提出了全人教育的主张，并首倡美育，[2]阐述其健全人格的重要意义。1903年，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写道：“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而培养完全之人物，则“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3]王国维强调，只有作为“心育”的美育、德育、智育与“体育”四育并举，才能塑造完全之人。而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他又将西方近代哲人康德、席勒、叔本华的美育思想与孔子的诗教思想相比较，为美育这一舶来观念找寻本土文化之源。这些文论为当时的教育界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开中国近代美育之先河。此后，美育全人的观念也为陶行知、丰子恺、朱光潜等教育家所继承。尽管清华建校之时王国维尚未受聘任教，然而他的美育全人思想却与清华初期的办学方针不谋而合。1911年，《清华学堂章程》提出“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规定美术、音乐课程在一至四学年中为必修课。可见，清华创校之初以通识教育思想为立校之基，而美育则是通识教育的重要支柱。
                
                
　　另一位开启清华美育思想的人物是梁启超。人们想必熟知他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与学术史上的地位，却未必了解他对中国近代美育的启蒙之功。在《饮冰室诗话》（1899）中，梁启超首次将美育与新民的教育使命相关联，“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4]。在后期题为“美术与生活”（1922）的演讲中，他进一步提出：“人类固然不能个个都做供给美术的‘美术家’，然而不可不个个都做享用美术的‘美术人’”[5]，生动地将艺术教育的专业性与美育的公共性加以区分。王国维与梁启超同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先觉者，又同在学术生涯的盛年授业于清华，他们为清华教育开启美育之维的同时，也为美育思想铺就了培植全人的底色。
　　
清华教育史中的美育思想流变
    清华美育的第一个阶段，是从1911年建校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前。这一时期，美育全人的教育观念有幸得到了大学治校者的支持：先有周诒春校长的“素以养成完全人格为宗旨”（1913—1918），继有曹云祥校长的“高尚完全之人格”（1922—1928），后有梅贻琦校长的“周见洽闻”的完人观（1931—1948）。值得注意的是，梅校长本人出自理工科背景，但亦有颇深的审美人文修养。他在《关于增设艺术系呈教育部文》中申明：“盖本校拟设之艺术系，非为注重技术之训练，实欲增进青年对于吾国古有文化之了解与青年性格之陶冶。”[6]也就是说，清华美育的目的并非训练学生的艺术专业技巧，而在于促进他们的文化理解与性格养成。正是因为几代治校者均秉持健全人格的大学教育宗旨，美育以全人的教育观才得以发扬。在师生们的共识下，早年清华形成了浓郁的人文艺术氛围，其中，闻一多、梁思成、洪深、曹禺、黄自、梁实秋、顾毓琇等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活跃在清华的文艺舞台，后来成为举足轻重的艺术大家。尽管1928年清华改制为大学之后艺术课程由必修改为选修，但各种文艺活动活跃如常。即使在物质匮乏的西南联大时期（1938—1946），大学注重人文艺术的氛围依然不减。一位学生曾在校刊上感叹美育对人生的作用：“音乐之于人生，影响极大……情感不能发达，人生的三分之一不能发达，尚可谓为完全的人的生活吗？”[7]可见，在这一阶段的清华大学教育观中，美育整全人格、凝聚人心的观念不是一句口号，而已成为清华师生从中受益的一种共识、一种默契。
                
                
清华军乐队合影，1922。第一排左二为周先庚（1903—1996，心理学家），
站立左一为梁思成（1901—1972，建筑学家）
　　清华美育的第二个阶段，从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到1976年“文革”结束。1952年，由于国家工业化建设等因素，中国高等教育界展开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其核心在于：从民国时期效仿的英、美模式向苏联模式改革，并由此前的文、理、工并重转向以工科为主导。这一调整改写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轨迹，也为清华大学的教育观带来了深刻的改变。经过调整，清华大学由一所综合性大学转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工科教育得到显著强化的同时，文科院系的撤并也使得人文教育在大学教育中整体被边缘化，一批人文学者与艺术教师被派往其他院校。美育因此淡出了清华大学教育观的主流，突出智育的工科教育则以其对工业、经济价值的直接推动作用而进入主导地位。但即使是在这一阶段，美育也并未消失，而是化为思政教育的一种途径而得以延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蒋南翔校长提出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教育主张，强调红色工程师也应具备较高的艺术素养，因而提议建设一支文艺与体育代表队并付诸实践。[8]此外，由于刘仙洲副校长的坚持，清华在院系调整中仍然保留了音乐室，这在当时的中国高校中是罕见的。据一些校友回忆，正是因为参加音乐室和文艺代表队的文化活动，使他们在紧张的学习生活间歇收获了快乐，也受到了一定的美育熏陶。而步入六七十年代，大学原有的教学秩序为运动所波及，美育也因此进入了一段沉寂期。
　　清华美育的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今。高考的恢复与随之而来的大学文科重建，为大学美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八九十年代，随着国家经济建设进入新阶段，社会出现美学热、文化热，教育界也开始反思“主智主义”教育思想的局限性，遂将注重全面发展的文化素质教育提上日程。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在清华大学举办成立大会，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重申蔡元培的观点“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引起教育界的重视。1998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从教育观念上树立了大学美育“以文化人”的重要意义。这一阶段，清华大学调整了前一阶段片面以工科教育为先的倾向，提出了“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思路，确立了“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大学人文精神被重新提倡，理工与人文学科之间的不均衡逐渐得以改观，美育获得了复苏的机遇。在美育的部门设置与教研实践上，学校先后创立了中国高校最早的公共艺术教研室（1978），设立了专门的大学美育委员会（1991），将原有的音乐室扩充为艺术教育中心（1993），并尝试制订《清华大学学生艺术教育标准》（1994）。同期，艺术课程教学、艺术团特长培养与校园文化活动并行，初步形成了清华大学多层次的美育体系。[9]
    进入21世纪，知识经济的大潮袭来，深刻影响着全球高等教育的走向。传统上，各国大学多以文化传承者自居，如今则普遍向知识生产者一端加速转型。世界范围内，在大学科研成果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大学教育在知识与价值之间的裂缝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中国高等教育也未能例外。面对时代的机遇与挑战，2015年，国务院提出了“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强调高校的内涵式发展。同年，发布了首个全面推进学校美育的文件《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其中指出“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为学校美育明确了价值定位。2019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切实加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将全面加强和改进美育明确为当代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将“美育工作及效果纳入普通高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指标体系”。2021年，《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印发，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纳入各级各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以上国家教育政策的支持，都为清华大学发展美育提供了有利条件。
                
                
艺术家吴冠中、物理学家李政道参加由清华大学主办的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1996
　　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的教育观也有新的发展。2014年颁布的《清华大学章程》提出，大学应建立“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价值塑造”列于首位，也就意味着将“成人”作为“成才”的前提，而“成人”即包含了人的审美与人文修养。在理念层面上，美育已被纳入清华通识教育的核心之一，大学美育的通识性正在形成共识，艺术与非艺术生培养目标的共性与差异也逐渐得以澄清；实践层面上，在世纪之交，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不仅扩展了清华既有艺术通识教育的范围和师资，也为美育学术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新雅书院（2014）、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2018）等一系列教学单位的设立更为大学美育探索新途径提供了平台。近年来，清华开设了更丰富的艺术课程，配置了高水平的学生艺术活动中心、艺术博物馆与音乐图书馆等场馆，开展了种类繁多的文艺展演、人文讲座，这些都使校园的美育气氛更加浓厚。格外值得注意的是，自2001年起，艺术家、清华大学教授吴冠中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携手，提出了艺术与科学交流互鉴的主张，并由清华大学主办了首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此后每五年一届，吸引了海内外科学、艺术、人文领域的名家、学者参与。这一议题体现了新清华追求文理融合的教育观，将艺术与科学并举，不仅拓展了大学美育的范畴，而且提出了美与真同为人类创造力之源的观点，以美育促进人才创新能力的观念从此进入中国高等教育界的主流视野。
　　以上，我们匆匆回顾了110年校史中清华大学教育观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回顾了美育在其中的含义和角色转变。一路走来，大学美育的取向与大学教育的整体走向紧密交织：在大学教育注重育人、开放自强的阶段，美育往往蓬勃发展；而在大学改革艰难前行、人文教育进入低谷的阶段，美育仍给予师生以精神的慰藉。我们看到，美育关乎清华师生的价值追求，维系着大学培植全人的教育理想。这条审美与人文的纽带使清华大学不断走向一个更宽阔、更有温度的学术共同体，也因此成为大学教育观不可或缺的一个维度，形成清华大学教育思想的重要一脉。
　　
面向未来，清华以美育重思大学之道
　　通过对清华百年美育之路的一番回顾，我们便不会怀疑清华美育传统之丰厚。但身处时代变革之中，若仅凭对传统的敬意就承诺美育对未来的重要性，仍不免失于草率。如前所述，大学美育的角色和地位，首先取决于大学教育所面临的处境、它对自身的价值定位与职责使命。
　　21世纪是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基因科技驱动发展的时代，也是全球化与区域化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物质富足，也前所未有地面临社会整体的复杂局势。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不免要问：今日大学的职责与过去的百年有何异同，大学教育又将如何回应时代的不确定性？此时此刻，我们正应重思大学的目的与育人之道：作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它的科研职能与教育职能如何平衡？面对社会日益增大的创新型、综合型人才缺口，它的教育模式如何作出调整？学科教育的片面专业化之弊如何才能弥补？面对全球化引发的文化趋同，大学师生的文化身份认同又如何形成？……
　　这些问题不仅是清华，也是全球高等教育面临的共同考验。为了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独立思考能力与创新意识的复合型人才，大学作为知识的发源地与文化的承载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担负起塑造全人的教育职责。然而今日的大学能承担这样的职责吗？
　　2006年，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刘易斯（Harry Lewis）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著《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首先，他骄傲地肯定哈佛在各个领域培养出了蔚为可观的拔尖人才；与此同时，他也看到哈佛在教育目的的核心问题上保持沉默，一所大学正与教育的育人价值渐行渐远。即使像哈佛这样的世界顶尖院校，也存在育人模式厚此薄彼的失衡——虽然抓住了人才的“才”，却淡化了人才的“仁”，实为一种遗憾。哈佛大学艺术教育的首创者诺顿（Charles Eliot Norton）教授，更将艺术与一国的文明地位相提并论：“对于美的追求，作为工作的最高目的，作为生活的最高雅的表达……远远没有成为我们国家的性格……艺术用美的形式传达了理想，正是通过艺术所表达的理想，最终决定了文明进程之中的一个民族的位置。”[10]在这样的前提下，哈佛大学重识博雅教育之道，以美育为代表的人文教育再次成为教育改革的焦点。以此为鉴，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会作何思考呢？
　　从1862年新式学堂的设立到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再到1912年蔡元培《大学令》的颁布，教育中尊崇科学、理性的智育维度开始受到重视，并在此后的百年发展中超越德育，占据了中国大学教育的主导地位。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与国际教育趋势相似，在教育观上从“德育为先”向“智育为先”转变，无形中造成了德育与美育的边缘化。[11]诚然，对智育的重视直接促进了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将教育仅仅与智育等同，是否也制约了大学人才的综合素养，甚至在相当程度上窄化了大学教育的含义，轻看了大学之为大学的存在价值？
　　早在清华建校初期，教授们争论不休的正是大学的目的问题：大学是要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大学是只对专业知识负责，还是要为学生追求精神价值提供土壤？谈及“通”与“专”孰应优先时，清华前教务长冯友兰极而言之，将其概括为教育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培养机器的问题。[12]而当学生求教梁启超先生，清华学生所负的使命是什么？梁任公答道：“……我们中国人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和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做宣传者。”[13]借镜先哲可知，今日我们探讨清华美育在未来何去何从，不单是在回应时代变革提出的外部要求，实质上也触及了中国大学教育百年发展的内在理路。大学教育如何在继承智育优势的同时，重新认识美育的全人价值，以美育人，寻求真、善、美的交织与融洽？
    时至今日，一些注重实效的教育者仍然看重理工的“有用”而看轻人文艺术的“无用”，殊不知美育与智育主导的理工科教育从未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培养创新型人才，离不开追溯创新深层的心智基础与审美心灵的内在联系。美育所内含的创造性、启思性与跨界想象是学生打开思维边界的最佳途径之一。而就美育与德育的关系而言，蔡元培认为，一个没有审美的民族是不知善恶的；朱光潜亦将美育视为德育之基：“艺术的功用，像托尔斯泰所说的，在传染情感，打破人与人的界限……它伸展同情，扩充想象，增加对于人情物理的深广真确的认识。这三件事是一切真正道德的基础”[14]。大学教育若是缺失美育的维度，将远远不够完整。
　　近年来，关于大学美育的讨论不绝于耳，美育在大学教育体系中应有怎样的地位？它应遵循怎样的教育原则？又将如何与学科教育衔接、互动？思考这些问题，既不应忽视美育育人的内在原理，也应将美育置于当代大学发展的整体布局中，两者不可偏废。归根结底，大学美育无法孤立于大学教育的核心理念而存在，因而美育应超越艺术专业教育的学科视角，借鉴通识教育的有益经验，将美育融入大学之道。当教育面临的时代挑战越严峻，大学越需要从真善美的对话中寻获温润的凝聚力。中国的传统教育以求善为上，而由西方输入的现代教育以求真为上，今日何不重识美育，以审美之心弥合大学教育的裂痕？在我们为清华110周年祈福的同时，也让我们把眼光投向未来，以美育重思“大学之道”。
注 释：
[1] 笔者关于清华大学美育的研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本文，收录于《向美而行——清华大学美育之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二部分《大学教育为何需要“人文美育观”？——以清华大学为例》，收录于《通识教育评论》第八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三部分《中外比较视野中的清华大学美育理念、实践与研究分析》暂未刊。
[2]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1901年，中文“美育”一词在蔡元培的《哲学总论》首次被提及；1903年，美育与教育的关系在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中首次被论述。学界基本认为，蔡元培、王国维同为中国近代美育思想的先驱。
[3] 王国维.论教育之宗旨[M]//顾良飞，李珍.君子——清华名师谈育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5.
[4] 赖勤芳.“美感”一词及其中国现代美育发生[J].美育学刊，2017，8（03）:33.
[5] 梁启超.美术与生活[M]//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31.
[6] 梅贻琦.关于增设艺术系呈教育部文[M]//杭间，张丽娉.清华艺术讲堂.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504-505.
[7] 郑小筠.华韵清辉:艺术教育在清华[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137.
[8] 蒋南翔校长提出的“三支代表队”分别为：政治辅导员、科学登山队与学生文艺社团-体育代表队。
[9] 朱汉城.清华大学艺术教育的历史与现状[J].艺术教育，2003（Z1）:27-29.
[10] 曾繁仁 等.现代中西高校公共艺术教育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85.
[11] 金耀基.重思大学之道[J].探索与争鸣，2013（09）:82-85.
[12] 冯友兰.论大学教育[M]//顾良飞.李珍.君子——清华名师谈育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32.
[13] 梁启超.清华学生的使命[M]//梁启超.梁启超论教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74.
[14] 大一国文编撰委员会.西南联大国文课[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5：208-209.
关于作者：
孙墨青，清华大学出版社艺术编辑室编辑、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社会美育研究所学术委员、InSEA国际艺术教育学会会员。先后获清华大学学士、硕士，慕尼黑造型艺术学院Diplom学位。曾任教于北京物资学院影视艺术教育中心，现从事艺术出版与传播、大学美育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