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烟草史中的纸烟

                
                
  
    烟草最早由哥伦布的船队从美洲带回欧洲，然后再随着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传到东南亚和日本，并经由东南沿海和东北地区等几条贸易路线传入中国。中国人吸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6世纪，所以《本草纲目》中尚未有关于烟草的记载。晚明的著名中医学者张介宾最早从中医角度对烟草的性质和功效做了颇具权威性的判断。他在亲身尝试和观察了这种新草药的效果后，得出结论：“烟，味辛、气温、性微热，升也，阳也。”根据张介宾的说法，吸烟能增加体内的“阳气”，从而驱寒排毒，有益身体健康。因此，在明清中国，人们大多将之作为一种休闲消遣品来享用，很少有人在享受尼古丁带给人的放松感觉时，还担心吸烟会有损健康。
    到了清朝康雍乾时期，烟草使用的三种主要形式——旱烟、水烟和鼻烟——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康熙年间，黎士宏就在《仁恕堂笔记》中感叹烟草之流行已经到了“无地不种，无人不食”的地步。烟草除了由尼古丁带给吸烟者个人的生理影响和消遣功能外，在社会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的“社交道具”作用。卜正民对明清中国吸烟文化的研究表明：“吸烟行为是一种群体行为，人们在一起分享吸烟的过程，通过一起吸烟，人们不仅可以进行社会交流，而且其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彰显。”
                
                
    盛行的吸烟文化还同晚清吸食鸦片这个深重的社会问题息息相关。鸦片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被用作一种口服药，少量服用起到镇痛、止泻等作用。但到了17世纪中叶，菲律宾群岛的荷兰人发明了将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通过烟管吸食享用的新方法，并很快传到中国。这种来自域外的鸦片消费新方式迅速融入中国本土的吸烟文化，首先作为一种更加刺激的吸烟体验在中国上层社会流行了起来。在中文里，鸦片俗称“鸦片烟”或“大烟”，也可见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鸦片之害在晚清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蔓延，正是因为吸烟的习惯已经深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鸦片这种更强效的精神刺激物和成瘾品创造了合适的消费方式和社会条件。
    纸烟是作为另一种来自域外的烟草消费新形式进入中国的。美商茂生洋行（The American Trading Company）于1885年首次将纸烟引进上海。由于纸烟是由纸卷烟丝而成，烟丝又往往选用气味醇厚的烤制美种烟草，有时在烟草加工中还要加入香料，所以在中文中，“cigarettes”也被称为“纸烟”、“卷烟”或“香烟”。纸烟的烟碱味较小,没有那么辛辣，体积较小，可以随身携带，又由于安全火柴的发明，可以随时点燃吸食，不需要其他工具，特别适合现代城市生活对方便快捷的需求。因此，纸烟以其独特的口感和吸食方式，在中国的销售量逐年增长，由1890年的910万支升至1900年的3579万支。纸烟在中国的年消费量在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急剧增长，1910年达到75亿支，在1928年更是高达870亿支，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增长了十余倍。
     随着纸烟生产的工业化，纸烟的供应呈指数增长，而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烟草公司的销量。外国纸烟公司从机制纸烟发明后不久就开始在华大量销售纸烟，后来又在华建厂直接就地生产。它们不停地通过狂轰滥炸式的广告宣传来构建和强化纸烟的正面社会形象，将其塑造成一种时髦、洋气、诱人的商品，以此来增加销量。为了引起人们的兴趣，这些广告通常都运用一些视觉材料来描绘各种吸引人的社会场景，纸烟则在其中发挥着核心道具的作用，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因而使吸纸烟获得一种体面的社会形象。现代广告技术由此培养出了一群忠实的烟民，并使他们相信，甚至可以说使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吸纸烟无论对于个人享乐，还是对于社会交往而言，都是一种摩登、时尚、愉悦、卫生、方便的嗜好。这一精心构建起来的社会形象，遮蔽了纸烟作为令人上瘾的精神刺激物的本质，吸烟不再仅仅是一种沉迷于尼古丁生理作用的个人体验，同时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和社会内涵。
    为了迎合消费者的不同需求，纸烟公司创立了不同的纸烟品牌，并设计了各种相应的广告策略。报纸上多数的纸烟广告针对的都是中高阶层人群，如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商人，推销的通常也多是中高档纸烟品牌。民国时期市场上最好的纸烟品牌是英美烟公司生产的进口Garrick牌，在当时社会是身份优越的象征。王力《棕榈轩詹言》中曾提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有一句俗语，描写近代绅士的西化外表，说他们“眼上克罗克，嘴里茄力克，手里司的克！”有了这“三克”，就“俨然外国绅士，大可以高视阔步了”。这句话里，“克罗克”指的是Crookes高级眼镜镜片，能吸收紫外线;“茄力克”就是Garrick牌纸烟;而“司的克”指stick，也即手杖。可见，高档纸烟已经逐渐成为身份的标志。
    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群中，纸烟同样很流行。一项有关1927～1928年度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社会调查显示，在230户劳工阶层家庭中，有96%的家庭为了消遣的目的经常购买纸烟，不过他们只购买每支价值1.2分的便宜纸烟。在农村，吸纸烟者的比例相对较低。1936年10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27.7%的农民抽纸烟，有19.3%的农民家庭购买纸烟，还有许多农民吸其他更便宜的烟类。而费孝通在江村的田野调查显示，农民购买纸烟通常是将其作为社交生活中款待宾客的高级礼品，而非日常消费品。
    冯客（Frank Diktter）观察到中国人在接受外来商品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双层经济”（twotier economy)的模式，并用这一模式解释为何处于不同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中国人都能毫无困难地接受舶来品：
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大多数人贫穷而少数人富有、贫富差异已经变得极为显著的话，那么奢侈的进口商品就会被精英们用来作为显示其社会身份的标识，而便宜的仿冒品则满足了普通人对新产品的需求：两者都身处同一种文化之中，即崇尚物质、渴求新潮。
    纸烟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流行同样反映这一“双层经济”的模型，在有钱人和穷人、城里人和乡下人中，纸烟同样受欢迎。
    纸烟的迅速流行不仅因为中国人的消费偏好，很大程度上也仰赖纸烟公司不遗余力的营销。纸烟广告通常都有引人注目的直观图像，如漂亮女人、体面绅士。除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之外，烟草公司还通过各种其他营销手段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纸烟的身影，如城市中林立的大广告牌、墙上张贴的海报、广告日历海报、随纸烟附赠的香烟牌子,以及重要节庆中免费派发纸烟的促销活动等。纸烟业分布广泛的销售系统，将其产品送到全国各地几乎每一个角落，并使纸烟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一起出现在所有城市和农村杂货店的货架上。可以说，借着商品经济的大潮，纸烟在近代中国迅速渗透进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未受教育的平民阶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纸烟对他们而言，早已不是令人新奇的舶来品，而是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日常商品。大批潜在的消费者被纸烟厂商刻意营造的纸烟文化重重包围着，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就会加入吸烟者的行列。
    无处不在的纸烟和流行的吸烟文化，与正在中国高速发展着的纸烟工业交织在一起。进口的纸烟价格昂贵，数量有限，仅仅能满足精英的消费；随着纸烟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大量廉价纸烟在本地生产，就能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要。1891年，美商老晋隆洋行（Mustard Co.)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利用邦萨克卷烟机制造纸烟的工厂。在此之后，无论是外资还是国资的纸烟厂在中国都发展迅速。到20世纪中叶，纸烟产业已成为近代中国轻工业的主要产业之一。根据1950年的一项调查，纸烟产业拥有超过8万名工人，就规模而言仅次于纺织业和面粉制造业，有超过200万农民在全国各地种植烟草，而政府从纸烟业获得的税收要高于从任何其他轻工业所得的税收。
                
                
     然而，当时主导近代中国纸烟业的却是一家外资企业——英美烟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Company）。1902年，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竞争，谋求合作共赢，两大纸烟生产巨头，美国的美利坚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 Company）和英国的帝国烟草公司（Imperial Tobacco Company）合并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大的跨国烟草公司，也即英美烟公司，并联手将市场拓展至远东地区。它瞄准的第一个市场是日本，但是日本在1899年已经对纸烟实行了国家垄断，并对进口烟草征收高额关税，使其倾销产品的意图无法实施。故而，英美烟公司将下一个目标锁定在了中国。中国不仅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巨大市场，而且由于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关税一直保持较低水平，可以说中国对于外国商品是完全开放的。为了降低成本，英美烟公司还将其整个贸易生产系统搬至中国。它不仅带来了新的工业化生产技术和现代的管理方法，还带来了成熟的广告和营销手段。通过与中国商人的合作，英美烟公司在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销售网络。为了在中国培养原材料生产基地，英美烟公司不仅向中国农民免费提供美种烟草的种子，还教他们如何种植美种烟草，以及如何将这些烟草熏烤加工成适于制造纸烟烟丝的烤烟。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英美烟公司（当时已改组为若干个子公司）在中国的总资产已达2.155亿元，在中国各地拥有11家纸烟工厂、6家烟叶加工厂、6家印刷厂、1家包装厂以及1家机器生产厂。它的销售网络包括321个区域代理商，2000个左右的地方代理商，以及大约26000个零售商。近2/3在中国销售的纸烟是由英美烟公司的在华工厂生产的。作为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纸烟公司，英美烟公司不仅是纸烟产业在华发展的推动力，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主导了这一产业在华的发展。
                
                
    由一家外国企业主导国内纸烟市场的局面也激起了中国商人的竞争心。晚清以来，中国商人越来越意识到贸易逆差对国家财政的伤害，为了在“商战”中获胜，他们希望生产出更多能够替代外国商品的国货，因此，中国商人们早在1899年就开始投资国内的纸烟产业。1902年创立的北洋烟草公司就是中国最主要的纸烟生产厂之一。这家烟厂由官商出资合办，意图与外国纸烟争夺市场，但是由于官商之间不能有效地合作，而且工厂的技术低劣，产品很难赢得市场，所以这家工厂只维持了四年就倒闭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官方对于纸烟业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投资尝试，就这样失败了。但是，生产中国自己的纸烟、打赢与外资公司的“商战”的想法，却比这第一次尝试维持得久。尤其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纸烟作为从美国进口的主要商品之一，也成为反对的目标，于是就出现了一批中国人自己办的纸烟公司，试图以国产纸烟取代进口纸烟。其中就有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这家公司后来成为1910年代末中国最大的华资纸烟公司。在那之后，中国国内纸烟业的发展就与反帝情绪和国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使华资纸烟公司的数量从五卅运动前夕的14家猛增到1928年的182家。在“商战”的大背景下，纸烟生产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密切联系在一起。
    不过在民族主义的热潮退去之后，华资纸烟公司便很难与英美烟公司这样的跨国巨头抗衡了。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中国的公司一般都先天不足。它们之间常常为了争夺廉价纸烟这个规模有限的市场而展开恶性竞争。一些较大的纸烟公司，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和华成烟草公司，有时也能利用有利的时机或做顺应市场口味的品牌赢得竞争，但是一旦面对英美烟公司不计血本的恶性竞争，它们几乎很难生存。由于拥有强大的资金支持，英美烟公司可以通过降价和控制地区代理商等手段，迫使许多华资纸烟公司退出市场。这导致的结果是，从烟叶收购、纸烟生产到营销，英美烟公司几乎在纸烟产业的各个环节上都形成了垄断。英美烟公司在1920～1937年的平均年利润率高达50%以上，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同期的利润率却少于10%，在纸烟战场上，几乎可以说是完败。
    税收通常是政府控制纸烟生产、销售和消费最重要的手段，尤其在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来资本入侵时。但是，晚清政府却难以启动这样的税收杠杆，因为它既缺乏行政能力，也没有统一有效的税收系统。最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不平等条约中失去了关税自主权，后来纸烟进口关税参照进口烟叶的税率，被定得很低，只有0.3%。外国公司借口说已经支付了关税，拒绝缴纳国内任何针对烟草产品的地方税，因此实际上清末的税收系统白白便宜了外国纸烟，却将大量税负加诸国内产品，不仅没有保护国内产业，还助纣为虐。到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针对纸烟的税收体系仍旧虚弱无力。直到1920年代中期军阀混战时，为了增加地方收入，一些受军阀控制的地方政府才开始独立地向所有纸烟征收30%～40%的特税。这一地方纸烟税取消了外国纸烟由于极低的关税和税率而长期享有的不公平优待。得益于这一税收系统以及当时的反帝情绪，中国的华资纸烟业在1920年代初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
    1927年4月，北伐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掌握了政权，并通过“宁汉合流”取得了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地位。经过一段短暂的过渡期，从美国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宋子文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在1928年1月重整了当时混乱的财政体系。宋子文接受任命的第二天，英美烟公司的代表就拜访了他，和他讨论了新的“统税”体系并达成一项协议：南京国民政府将接受由英美烟公司确定的税率，作为交换条件，英美烟公司向国民政府预付100万元的税款。作为当时中国纸烟业最大的纳税人，英美烟公司与南京中央政府合作，一直有权参与纸烟统税税制和税率的制定，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纸烟统税的税制和税率从1928年至1937年间数次变化。表格0-1表明，税率在这十年内整体而言保持稳步增长，但是低档烟的税率比高档烟的税率增长幅度更大，尤为突出的是，每5万支130元以下的低档烟的税率由14.67%激增到57.97%。华资纸烟厂商因为技术落后和资本匮乏，大多生产中低档纸烟，而英美烟公司和其他外国公司则占领了大部分的中高端纸烟市场，事实上造成华资烟厂反而承担了比外国公司更高的税负。而且，由于英美烟公司资金雄厚，可以每年预付一定数量的税款，还享有额外20%的税金折扣。因此，南京国民政府的税收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国内的纸烟产业，反而损害了中国公司的利益。
    由于清末至民国时期积贫积弱的中国政府无法有效地保护和扶持国内的纸烟产业，使之可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相抗衡，因此近代中国的纸烟业被西方人开办的英美烟公司牢牢掌控着。纸烟业的状况具体而微地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处境，因而，在历次反帝运动和国货运动中，纸烟常常被当作一个方便好用的目标，或是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的象征遭到抵制，或是被中国商人视为“商战”中可资利用的武器而大加宣传。在这些情况下，吸烟行为传达的往往是纸烟本身所产生的生理和心理效果之外的社会意义，被宣传话语赋予了额外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色彩。
    这一简要的历史回顾揭示了纸烟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性以及它与许多其他因素错杂的关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不吸纸烟运动意图颠覆大大小小的烟草公司在公众心目中塑造的正面的吸烟形象，劝导人们从另一个不同视角来看待这一人们所熟悉的日常行为，并呼吁政府调整他们对于纸烟业漠不关心或暗地扶持的态度。这些目标对于一个社会运动而言绝非易事。在本书中，我将探讨三次不吸纸烟运动如何在不同历史环境中运用不同的策略处理这些问题。这三次不吸纸烟运动也许并不成功，但其过程却能帮助我们理解近代中国非正式社会控制的运作机制，展示宏大政治观念如何渗透并影响民众日常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重新定义国与民关系的种种结构性问题。
（摘自刘文楠所著的《近代中国的不吸纸烟运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