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
博物学是人类认识大自然,记录自然界各类物体的特性,阐述人与大自然交往的一门古老学问。华杰在《檀岛花事》中以满腔博物情怀践行他所说的“博物人生”(living as a naturalist), 开辟了个体与大自然对话的一条新途径。在众多的年轻人越来越远离大自然的当今,本书就愈发显得有着特别的价值。
——许智宏,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北京大学校长
按:刘华杰先生本科学习地质,硕博研究哲学并做了哲学教授,跨界得厉害。不过他现在更以博物学而出名,近年来一直倡导恢复博物学教育,主张博物学生存,还带领研究生从事博物学史研究。主要博物类作品有《看得见的风景》《天涯芳草》《博物人生》等。曾获霍英东奖、文津图书奖、台湾吴大猷科普佳作银签奖。他的这本新书《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在亚马逊有预售。下面是本书的前言,后附记者采访和书评,以为推荐。
文/刘华杰
本书属个人游记,写自己所见的夏威夷植物。
徐霞客峰峰手摩足抉,山水人文,妙笔摹画;奥斯贝克异域探察,植物风物,不嫌琐碎,一一收录。就游记而言,他们的著作体裁一致,性质相似,都属广义的博物。我写夏威夷植物,相对收敛,也是在博物的层面耗时费墨。
徐弘祖、怀特、梭罗、比安基、普里什文、利奥波德、狄勒德等对大自然的娓娓叙述从来就是我记录植物的动力,但他们的文字功夫恐怕是我一辈子也修炼不得的。我的书可能更像英国植物学家哈金森 John Hutchinson,1884—1972)的《一名博物学家在南非》,但人家是植物学大佬,我只是植物爱好者。本书更恰当的名字似乎是《一名植物民科在夏威夷》!
在中文世界或许还没有人像我这样看和这样写夏威夷的植物,在中国还没有人像我一样在“生物多样性的刑场”(威尔逊语)刻骨铭心地体会夏威夷外来物种和本地物种的矛盾。作为边界清晰、范围有限的海岛,夏威夷仍然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有关地壳变迁(如活火山)、生物演化(如适应辐射、生态危机)、民族文化融合的理想研究之地。到夏威夷参观、访问、考察以及专程看花看鸟的中国人会越来越多,也许本书可以帮助人们更进一步了解夏威夷。
书名《檀岛花事》中“檀岛”一词狭义上指美国檀香山(即火奴鲁鲁,梁启超称之汉挪路卢)所在的瓦胡岛,广义上指夏威夷群岛。一百多年前梁启超(1873—1929)在《夏威夷游记》(原名《汗漫录》)中说:“东坡在琼州有句云: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此二语可以移咏檀岛。竹林果园,芳草甘木,杂花满树,游女如云,欧美人谓檀岛为太平洋中心之天堂,非虚言也。”
中国越来越在乎周边及更远的海洋,多了解一点夏威夷是应该的。2011年11月10日,希拉里·克林顿在美国国会东西方中心(位于夏威夷大学东侧)发表演讲,其中说道:“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凭什么?美国的确是太平洋国家,中国也是。
不过,美国的夏威夷位于太平洋的正中央(我想很多人不是很清楚这一点),而原来夏威夷是独立的共和国,直至1959年才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中国人“自古”就与夏威夷有往来,学者甚至考证夏威夷土著人本来就是从江浙一带辗转过去的。
浩瀚的太平洋正中间“漂浮”着夏威夷群岛。它们与地球上任何一块大陆都不近,距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约6900千米,距东京6100千米,距斐济5000千米,距塔西提4400千米,距旧金山3800千米。
电影《夏威夷生死斗》(The Big Bounce)的故事是编造的,但其中的旖旎风光却是真实的。我到夏威夷,不回避美景,但说实话,并不是冲美景而来,我在乎的是植物。
球上有洋,洋中有岛,
岛上有山,山中有植物,
非常特别的本土植物。
循着希拉伯兰特、洛克、圣约翰的足迹,
穿灌丛,钻幽谷,攀尖岭;
餐风宿露,草木相伴。
不为一生一世的拥有,
只为今朝的短暂凝视:
Loulu,Huluhulu,Hapuu,Lapalapa,
Koa,Kawau,Kanawao,Haha,
Iliahi,Wiliwili,Ahinahina,
Ohai,Ohe,Ohelo,Ohia lehua!
认出了你,甭管我是谁。
我知道你的特别,
一花一叶,一萼一蕊。
这本关于夏威夷植物的书,首先是写给我自己的,想延长自己的体验,为自己的经历保存点资料。时间长了,它也能起辅助记忆的作用。
本书有很强的个人色彩,记述的多是非常具体的草木。我小时候写过一段日记,后来不写了。到了夏威夷,不知为什么突然又写了起来(也许与行前杨虚杰的约稿有关),从2011年8月8日抵达檀香山到2012年7月13日返回北京,我留下了较完整的日记。可能是因为时间充裕、比较悠闲,更可能是因为这里的植物。此书是在当时的电子日记基础上整理出来的。整理过程最耗时、最费精力的是鉴定、确认植物名称。原始日记中记录的植物名称有的是未落实的(当时只用代号标明),有些是错误的,有些是不准确的,现在要逐一落实。为了某一种植物,我可能要用三秒钟、一分钟、两小时、三天甚至几星期查资料。可能许多人(特别是业余博物学爱好者)都有这样的感受:野外考察总是快乐的事情,室内整理图片、标本、学名则经常令人头痛。实际上,也未必全如此,也可以享受混乱-焦虑-挫折-克服-愉悦的过程。整理到第4个月,有些烦躁,“何时才能整理完?”可是,接近尾声时,又希望延续这种过程。看着那些照片,仿佛在故地重游。
刚到夏威夷时,我这样一位北方佬完全不熟悉那里的植物,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本土的,第一次到夏威夷,自然陌生;外来的,来自世界各地,姹紫嫣红、眼花缭乱,相当部分也是第一次碰见。夏威夷最有特色的植物是桔梗科半边莲亚科的一系列木本植物,此前从未见过。不过,当在野外看到它们的果实,一下子就想到了广西大明山上地表生长的铜锤玉带草(Pratia nummularia),它们的茎、叶差别如此之大,但果实非常相近。在别处,不大容易见到木本的菊科、桔梗科、苋科和蕨类植物,在夏威夷却很容易,这里甚至有木本的堇菜科植物!
对于夏威夷群岛,区分本土种(包括特有种)和外来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起初我也被耀眼的引进种吸引,热心于欣赏塔希提栀子、印度紫檀、火轮木、大叶宝冠木、歌德木、小猴钵树、蓝雪花、绿檀、花棋木、书带木、紫柿子、柚木、阿开木、香肉果、米奇木、草莓番石榴、蜜瓶花、莲叶桐等。但很快便开始欣赏独特的本土植物了,如摇叶铁心木、紫花草海桐、弗氏檀香、普基阿伟、二羽里白、红猪蕨、瓦胡薹草、瓜莲、樱莲、宽叶桕叶枫、齿叶越橘、火山越橘、瓦胡荛花、夏威夷蒲桃、玛莉九节、香鱼骨木、鱼线麻、浆果绣球、东君殿剑叶菊、韦尔克斯菊等。而随着我对夏威夷民族植物学了解得越来越多,对波利尼西亚人引入的面包树、石栗、椰子、橙花破布木、芋、葫芦、马六甲蒲桃、姜黄、构树、参薯、番薯、黄独、甘蔗、黄槿、朱蕉等,有了新的理解。
夏威夷植物旅行示意图(背面植物图) |
由洋底岩浆不断生成的夏威夷山地上,生存着大量珍贵的特有种。夏威夷植物特有种比例为89%,这个数值相当高。夏威夷有32个特有属,另有5个接近于特有属(属内只有一两个种分布于太平洋其他岛屿上),特有属的比例接近15%。如果仅考虑双子叶植物,特有属、特有种的比例更高,分别达到19%和92%。但近代以来,特别是在那位库克率领的人马到访之后,夏威夷发生了巨大变化。外来“文明”令夏威夷土著人在不到一百年内就死掉了80%以上,本地植物种类也开始骤减。
夏威夷的故事实际上在世界多处上演过。华莱士当年就写道:“我在西里伯斯岛、摩鹿加和新几内亚居住和旅行的五年间找到的鸟皮,竟然不到雷森四十年前在同样国家几周时间内找到的鸟皮的一半,这一点肯定会被认为有点奇怪。”(《马来群岛自然科学考察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00页)“文明”传播的速度与破坏大自然的速度是成正比的。感谢太平洋上各岛屿天生有着复杂的地貌,设想一下,华莱士当年考察的地方或者库克到访的夏威夷,岛上如果一马平川,或者山岭、沟谷不那么险峻,这些岛上的动植物会成百倍地被破坏,相当多会灭绝,就轮不到我们今日观赏了。
E.O.威尔逊也讲过:“如果夏威夷是一片平地,例如像巴巴多斯岛或是太平洋环状珊瑚岛一样,那么现在一定什么也留不下来。”(《生命的未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62页)
夏威夷(特别是瓦胡岛)虽然已经很现代化,但现代人的影响依然主要局限于各岛低海拔的沿海一环,中间的高山地区十分险峻,普通人无法抵达。不借助于直升飞机,距离檀香山不远的库劳岭仍然很难“访问”。这种独特的自然条件暂时救了本地植物的命。现在要看特别的夏威夷植物,体力一定要好,也要能吃苦。保护生物学家、鸟类学家皮姆(S.L. Pimm)曾说:“你一定要经受了寒冷、潮湿和疲累的考验后,才能见到夏威夷的本土鸟。”(ibid,第61页)除了植物园特意栽种的少量种类,这话也大致适合于欣赏夏威夷本土植物。
人们(通常是外来人)认为美的、好的、有用的植物从世界各地纷纷进驻夏威夷,外来种疯狂挤占本土种的生存空间,加上现代化进程的其他因素,大量本土种濒临灭绝。在夏威夷的一年中,通过读书、在野外看植物,我渐渐明确一个道理:本土的是最好的、最美的,这是信念也是事实真理;任何一部好的植物志都应当明确标出某种植物是特有种、本土种还是归化种;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植物园首先要尽可能保存和展示本土植物而不是相反。到了后来,自己对本土植物有了近乎神秘的感觉,走在山道上,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某种植物是不是外来的。
书中的记述有一定的私密性,出版社约稿时我的确设想过以更正规的形式探讨夏威夷植物,但后来放弃了。考虑再三,觉得日记体最合适,操作起来也最简便,我愿意与植物爱好者分享自己的经历(当然,日记中删除了涉及隐私的内容)。我不是植物学家也不是民族学家,专业人士比我有能力以更科学更完整的方式把夏威夷的物种、生态、民族植物学、自然保护理念介绍给国人。不过,目前讨论夏威夷的文字并不很多,公众能接触到的更少。这与中国人到夏威夷的旅游热潮完全不匹配。旅游不仅仅是购物,还要关注旅游目的地的历史、自然、社会。旅游是一种自愿的欣赏、学习过程,到夏威夷看植物、观鸟、登山绝对是非常棒的生态游选项。对于将要到夏威夷的自然爱好者,此书或许会有点帮助。我也希望有机会重走夏威夷的一些山道(trails,也译步道、小道),再次欣赏那些美丽的植物。同时,另一个想法浮现:到太平洋的其他地方看植物,比如琉球、马来群岛和中国的南海诸岛。
许多夏威夷特有属、特有种没有现成的中文名字。依据植物拉丁学名的词源及我个人在野外观察这些植物的感受,我斗胆拟定了一些名字。考虑的原则是:(1)反映植物的特点、生长环境;(2)易区分性;(3)简明性。具体讲,有时考虑属名和种加词的含义直接对译,有时根据相关人物和产出地拟定中文名。有时则特意考虑到将夏威夷名按读音转为中文名。对菊科、五加科、桔梗科半边莲亚科的一些特有属或接近特有属专门拟定了中文名。这些名字未必恰当,只供参考。本书中使用的一些植物名列举如下:
红猪蕨属(Sadleria),本来属名来自人名,夏威夷人称它红猪。
那夷菊属(Dubautia),根据夏威夷名读音,考虑到夏威夷
用“夷”字。
剑叶菊属(Argyroxiphium),根据叶形。以前译银剑草属,
不妥。此属植物的叶并非都是银白色的;它为木本,不是通常的草。
瓜莲属(Clermontia),原名来自人名,中文名依据果形。
樱莲属(Cyanea),根据果形。
合樱莲属(Rollandia),根据花的结构。
紫果莲属(Delissea),根据果形和果的颜色。
木油菜属(Brighamia),根据叶形。
孔果莲属(Trematolobelia),根据词义和果形。
浆果绣球属(Broussaisia),单种属,根据花形和果形。
桕叶枫属(Cheirodendron),根据叶的形状。
多心枫属(Reynoldsia),根据心皮数目。
岩苋属(Nototrichium),苋科木本,生于夏威夷火山岩上。
黄舷木属(Bobea),木材多用于造船。
鱼线麻属(Touchardia),根据纤维的用途。
榄果链珠藤(Alyxia oliviformis),夹竹桃科藤本,果实橄
榄形。
异型冬青(Ilex anomala),直接翻译。
寇阿(Acacia koa),豆科金合欢属植物,根据夏威夷名读音。
矮寇阿(Acacia koaia),根据夏威夷名读音和植株大小。
穗序枫(Munroidendron racemosum),根据果序形状。
瓦胡羽叶五加(Tetraplasandra oahuensis),根据地名,属名
已有中译。
狭叶剑叶莎(Machaerina angustifolia),根据词义和叶形。
夏威夷杜英(Elaeocarpus bifidus),根据产地,夏威夷杜英科
本土植物只此一种,而且是特有种,此名易记且不会混淆。
普基阿伟(Styphelia tameiameiae),根据夏威夷名读音,澳
石南科(尖苞树科)植物。
火山越橘(Vaccinium reticulatum),根据生态特点。
紫花草海桐(Scaevola mollis),根据花的颜色。
夏威夷山菅兰(Dianella sandwicensis),根据地名。
毛棉(Gossypium tomentosum),根据夏威夷名读音,以前称
夏威夷棉。
夏威夷木果棉(Kokia drynarioides),根据产地、果实木质
的特点。
莱氏铁仔(Myrsine lessertiana),根据人名。
夏威夷拟檀香(Myoporum sandwicense),根据地名、用途。
摇叶铁心木(Metrosideros tremuloides),根据词义和枝叶特点。
长柄铁心木(Metrosideros macropus),根据词义和叶柄
形状。
大叶九节(Psychotria kaduana),根据叶形。
书带木叶蜜茱萸(Melicope clusiifolia),根据叶形。
椭圆叶檀香(Santalum ellipticum),根据词义、叶形。
海岸厚叶檀香(Santalum ellipticum var. littorale),根据词
义、生境、叶的质地。
卷叶弗氏檀香(Santalum freycinetianum var. freycinetianum),根 据
人名和叶形。
东君殿檀香(Santalum haleakalae),夏威夷地名意译。
瓦胡无患子(Sapindus oahuensis),根据地名转译。
布氏木槿(Hibiscus brackenridgei),根据人名。
夏威夷桃榄(Pouteria sandwicensis),根据地名。
熊果荛花(Wikstroemia uva-ursi),根据种加词词义。
我不是植物学家,甚至从来没有“科班”学过植物学,我只不过想尝试 living as a naturalist,即“博物学生存”。本书和我的其他书一样,会用到植物学知识,有用对的,也有用错的,知错就改。
游记应当是通俗的,或者给人的印象如此,但并不意味着读者一下子就能全部明白其中的内容。徐弘祖的书如此,哈金森的书如此,我的书也如此。
希望此书不会令读者太失望。书稿完成后刘冰博士和刘夙博士就植物中文名提出了细致修订意见。我大部分听取了他们的建议,个别没有改。刘夙、王钊还帮我排除了一些错误。王钊为本书目录页绘制了反映夏威夷特色的铁心木与镰嘴管舌鸟。苏靓前期试排了部分章节。刘影子完成全书排版并制作了地图。余天一精心绘制了三种特有植物图(已制成书签)。杨虚杰从邀稿到印制全程“监控”,做了大量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在夏威夷期间,檀香山毕晓普博物馆的植物标本室和档案室、夏威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和洛克植物标本馆、美国国会东西方中心(EWC)、洛克遗嘱执行人PaulWeissich先生、夏威夷大学植物学系A.K.Chock教授和MichaelB.Thomas博士、北京大学-夏威夷大学合作项目协调人寇树文(Daniel Tschudi)和尹海芸等,对我帮助很大。
在此对各位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
2013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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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博物学20年 文/温新红
2011年出版的《天涯芳草》获第六届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创作类银签奖、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2年出版的《博物人生》论述了恢复博物学之必要性。刘华杰因近年来致力于为博物学呐喊以及他本人在做的一阶并二阶的工作,受到与以往不同的关注。
《中国科学报》:您从1994年开始关注博物学,至今也有20年了,请谈下人们对博物学认识的变化。
刘华杰:恢复博物学这件事很重要,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为此吆喝。现在看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得到一线从事一阶博物学的广大自然爱好者的肯定,他们认为我做二阶的博物学史、博物学文化工作非常必要。去年,我申请到一个与博物学有关的国家社科基本重大项目--这也是“博物学”第一次进入基金题目。
其实不是我能力强,只是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这个躁动的世界确实需要博物学,至少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需要。
《中国科学报》:与您以往的书不同,《檀岛花事》集中写夏威夷的植物,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刘华杰:回顾一下历史,徐霞客、怀特、缪尔、华莱士、利奥波德、狄勒德、哈斯凯尔等都是这样写的。法布尔的“理想”竟然是自己有一个小园子,在小园子中能观察昆虫。刚刚出版的《看不见的森林》是一部非常棒的博物类书,写的只是一米见方的林地。如果我们大家都试验一下,持续一年仔细观察大自然中的某个角落,也一定有巨大的收获。集中写一个地方的动植物是个非常好的主意。对我来说,一是我更关心地方性;二是现在除了物种外,我也关注生态,兴趣点由物种变到生态也是自然的;三是由欣赏本土种转变关注外来种。这一年我得出一个判断,即一个好的植物园必须首先保护好、展示好本地的植物。
《中国科学报》:现在国内还有类似的写作吗?
刘华杰:前几年出版的、何频著的《看草》已经这样写了。我甚至想在中国地图上掷骰子,随机选择一个地方到那里住上一两年,一边体验那里的环境、民俗,一边写点什么。当然,不是要求大家都聚焦某个地方,各处走走也很好。我个人认为,出国旅游的国人关注一下异域的植物也不错。我本人很想看到中国人以日记体写出《安第斯山植物》《亚马逊植物》《日本植物》《南非植物》《澳洲植物》《苏格兰植物》《北美植物》《印度植物》等。
这并不是说要刻意写外国的植物,实话说中国的植物更多样、更美。
《中国科学报》:这种方式会是您将来博物研究、写作的方向吗?
刘华杰:将来写什么以及如何写都未定。几年前计划写一本《北方的野菜》或者《北京野菜》,但我担心书出版后反倒让有些物种受破坏程度加剧。还想写一本北京城里的植物、北大校园的植物。二阶工作一直在做,我已经在组织人翻译出版博物学史著作,如即将出版《博物学文化与编史》。
《中国科学报》:这次您到夏威夷大学做的研究项目是“洛克对夏威夷本土植物的研究历史”,也是您属于二阶吧,请谈谈有什么收获?
刘华杰:之前学者对洛克的研究主要在于民族学、动植物采集、地理探险,特别是纳西学方面,而忽视了洛克的老本行:洛克对夏威夷本土植物的深入研究。通俗地说,人们更关心洛克来中国后做了什么,而我则关注他来中国之前做了什么。他来中国之前,主要在夏威夷生活和工作;后来离开中国,他再次到夏威夷,直到去世。夏威夷时期的洛克,是洛克研究不可跳跃的阶段。收获应当是很大的,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不仅对照洛克的书和标本,上山认识了大量夏威夷特有植物并了解了相关生态特点,还通过访谈、看资料、对比标本以及野外工作,确认了洛克对植物学的贡献及有关博物学家洛克的若干故事。
夏威夷植物旅行示意图(正面) |
《在檀岛与植物相遇》 文/温新红
2011年,因北京大学与夏威夷大学的一个交流项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到夏威夷大学作了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这一年他过得极为“悠闲”,不上课,不开会,一大半时间在夏威夷行走。
“上午从夏大(夏威夷大学)向东南方向步行,目标是‘钻头山’。”“6:30出发,步行到马诺阿山谷里边的莱昂树木园。”
如无意外,刘华杰在夏威夷的每天都是这样开始的,背着用了多年的尼康D200到户外观察、拍摄植物。
一年对夏威夷植物的记录,刘华杰收获了一套三本、即将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下文简称《檀岛花事》)。
【岛上的观察生活】
“哈纳乌马湾及其东北部,用鱼眼镜头拍摄海蚀地貌。”“今天过年,想登高而望。9:45出发,计划走克娄瓦鲁山道,再瓦黑拉脊山道汇合,向北行进,一直合到南北分水岭。”
不要以为这是出自某部探险游记,这是刘华杰在夏威夷的经历。一年时间,刘华杰攀爬数十条山道,走遍了夏威夷的四个较大的岛屿,即考爱岛、瓦胡岛、毛依岛、大岛。当然,行走、爬山都是为了记录植物。
2011年9月,把夏威夷大学所在瓦湖岛上的植物园逐个看一遍;2012年2月5至9日,花5天时间骑自行车环大岛一周;2012年4月到毛依岛欣赏植物,摸黑登上高山东君殿,见到“魂牵梦绕的剑叶菊”--这种高大的菊科木本植物绝对是夏威夷的象征;2012年6月到古老的考爱岛考察随处可见的夏威夷特有植物。
在夏威夷一年,刘华杰基本上是一个人活动,常常所到之处也只有他自己。有时会身处危险之中,像刀刃般的马纳马纳岭被称作Death Ridge的专业级险路,刘华杰艰难地登了上去,之后几天还心有余悸。
还有一次上山看植物连续走错路,这次经历让他体悟到,登山一定要注意“可逆性”,即指每一步都要可上可下。
快乐的时候更多,“路上遇到了许多好心人,他们热情地帮助我,我永远都会记得。有一位先生见我一人在山路上往回走,竟然把车倒回,让我上车下山,并一直送我到家。我向当地人打听植物时,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尽可能帮助我这个外国人。”刘华杰说。
《檀岛花事》最后一部分是长达24页的中英文“植物名索引”,不过,这800多植物并不是记录的全部。刘华杰告诉记者,他本人没有具体统计过,但一年中他在夏威夷涉及的植物不止这个数,拍摄的植物远比这个数目大,目前已经分类的夏威夷植物也远比这个多,如豆科就按照片分出38个属,有的属中有1~6个种。另外有拍摄的大量外来种没有写进书中。
【本土植物是最美的】
2012年6月21日下午1点,刘华杰由檀香山飞往考爱岛的利胡埃,然后直奔著名的红河谷。下午4点15分到达韦尔克斯菊自然环道附近,“找到盼了几个月的韦尔克斯菊!从停车到拍下第一张韦尔克斯菊照片总用时不过一分钟。远处是夕阳照耀下的红河谷东坡,近处是相对平缓的西坡。约会韦尔克斯菊的现场十分安静,这里只有我一个人。”刘华杰在日记里写道。
“看到的那一瞬间我兴奋不已,觉得花多少钱、出多大力气都值。”刘华杰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心情,因为“世界上只有夏威夷有这种植物,夏威夷只有考爱岛有,在考爱岛只有红河谷一带才有。”
《檀岛花事》中的植物照片说明不仅标注名称,还标出“特有种”“本土种”“外来种”等。很容易理解,这指的是本土植物与外来植物。
尽管刘华杰观察研究植物多年,但刚到夏威夷时,“我也被耀眼的外来种吸引,热心于欣赏塔希提栀子、蓝寻花、莲叶桐等。”刘华杰说。但很快,他就开始欣赏独特的本土植物了,像摇叶铁心木、弗氏檀香、韦尔克斯菊等。
随着他对夏威夷民族植物学了解得更多,对许多植物也有了新的理解。“我第一次了解到夏威夷与中国广东之间檀香木贸易的后果后,就特别关注檀香科檀香属植物,一年下来,我对这种属比较清楚,也发表过一篇论文。”
“坦率说,这一年是我第一次全面留意身边的一切植物,特别是本土植物。”刘华杰告诉记者,本土种与外来种涉及到生态入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以前没有的。而且他渐渐明白一个道理:“本土的植物是最好的、最美的,这是信念也是事实真理。”
【博物日志的个人体验】
《檀岛花事》用的是日记体,自然这部植物日记并非只记录了植物,也分享了刘华杰在夏威夷的一些经历,如读书、种菜、租车、到超市购物以及夏威夷的建筑、气候、风俗等。
明显带有个人特征的观察和思考在书中随处可见。“独自旅行有一个好处,夜晚总是可以静心思索一些哲学问题:必然、生死、崇高、解放、自由以及幸福。”
到夏威夷大学入住的宿舍的第一天,发现这幢建筑“不同凡响”,竟然有分形的味道,4层的房子看起来像十几层甚至几十层的大楼。果然,这一片的建筑群出自建筑大师贝律铭的之手。
临去夏威夷前,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向刘华杰正式约稿。从2011年8月8日抵达檀香山到2012年7月13日返回北京,刘华杰留下了较完全的日记。
“当时并没想到最终形式是日记体。”刘华杰告诉记者,后来考虑到日记体写作在博物写作中确实有传统。而且通过这套书,“我也希望更多人以日记体写出自己的自然体验。”
当然,刘华杰解释说,博物学写作可有多种形式,不好说哪种最好,只要有独特内容、有真情实感就好。
在整理、补充日记的过程中,刘华杰感觉他在尝试新博物学。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今天,人类个体如何身心回到大自然中,过一种非主流的日常生活。
“我不清楚目标实现了多少。这一过程中,我一直在考虑自然科学起什么作用,从我个人的博物体验中关于物种、进化、可持续演化,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个人的体验与科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否一样?在了解大自然方面,除了科学家的视角外,博物学视角是否有自己的独特地位?我的回答是:‘有!’只要我们个体认真,就能发现本地多了什么、少了什么,生态起了怎样的变化,进而可以尝试搞清楚是什么导致了相关的变化,以及个体可以做点什么。”无疑,夏威夷一年,刘华杰对博物学的理解更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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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王其冰,刘华杰:博物学让我们回到生命母体,《亚太日报》,2015.01.19.
一个哲学教授的“植物人生”
王其冰(新华社记者)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西北,一处新建仿明清建筑前矗立一块石头,上刻“李兆基人文学院”。201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原来的“六院”迁到这里。刘华杰并不清楚李兆基为何人,但他对新建的人文学苑很满意,“我到北大任教后19年,终于有了一间办公室,现在跟学生谈话不必坐在户外草地上了。”实际上他非常喜欢户外、野地。
刘华杰的教研室墙壁上醒目挂着他自己拍摄的植物照片,色彩亮丽饱满;书桌上有一蓬干枝梅,书柜里除了书籍还有一串串大粒的植物种籽。近些年,他关于博物学方面的著书《植物人生》《芳草天涯》《檀岛花事》在小众读者里小小地“火”了一下,他原本孤单的“植物人生”,或更确切地称——“博物人生”不但赢得回响,作为哲学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似乎也开朗起来。
2013年,他结束了在美国夏威夷为期一年的博物学研究回到北大,出版了三卷本的观察日记《檀岛花事》。这部书出版不到一年,加印了一次,这无论是对于前景摇晃的出版社,还是对于研究冷僻的博物学,都宛如一剂强心针。更振奋的是,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国家社科项目基金,用于博物学课题研究。刘华杰说,建国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从来没有博物学字样,他的课题是第一个,而且经费高达80万元,已经是重大社科项目了。
大约在1994年博士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始,刘华杰对北京的野生植物产生了兴趣。他像一个热爱郊游的学者,登山、拍照、辨识所看到的各种植物。
一个不是植物学者的人喜欢植物,在他者看起来,就如同业余爱好。但是从这里刘华杰找到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范畴的新路径。没过多久,他在北大开设了“博物学导论”“博物学文化”课程。这是两门供全校各系学生选修的通识课。
按今天的眼光看,博物学是过时的学科。甚至不能说它是一门学科。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卢梭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生物、地理和物候学的兴趣和知识,是作为学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达尔文19世纪进化论的发表是博物学时代的高峰。之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像大河断流的过程一样,渐渐流向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等等,当科学研究完全进入了实验室,博物学和博物学者之名谓也随之从科学研究领域中消失。
刘华杰认为,他从事的是一项“费力不讨好、而且力量微弱,甚至可以说是逆时代潮流的工作”。
理科男出身的刘华杰对科技的发展并不抱持全面的乐观,在《星际穿越》影片和科幻小说《三体》在中国出路越发看好的今天,他坚定地认为“太空移民只是一个神话”。如果需要贴标签的话,他是一个不关注数理星空而关注博物地球的哲学家。
刘华杰一度处于学界争论的“风口浪尖”。十多年前他与其他三位年轻学者曾并称“F4”,在致力于科学传播、抨击伪科学的同时,反对极度的科学主义。
十年后,与刘华杰重新起建立联系的方式是通过电子邮件,席卷海内外华人的微信联络尚处于他的隔离区。刘华杰仍然使用一部老式手机,而且只是偶然有约定时才启用——这是他目前抗拒“高科技绑架人生”的暂时方式。
“我不能保证明天不换手机,也可能明天就换了,但今天还没换,这样我会省很多时间。我可能在这个细节上跟大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与十年前相比,刘华杰依然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以一种相对“退”的姿态处世和致学。
刘华杰写的略带科学怀疑论的书籍在学术领域不占据主流,是“小圈子”书,刘华杰自我评价说,“跟主流话语矛盾,主流话语是轰轰烈烈的,怎么赚大钱,怎么当大官。我们主张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普通人好好活着最重要。而这反主流。”
但有时“退”也可能就冲在了前面。比如80万元的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成功;比如博物学日志赢得的反响。
刘华杰在某些人眼中是走在前面的人。看了刘华杰的博客,听过刘华杰的讲座,有人希望刘华杰下一次看植物时带上自己,甚至愿意出资请刘华杰一起外出考察。刘华杰的博物方面的书籍不但受出版界欢迎,也受读者欢迎。《天涯芳草》第三次印刷后,之前出版的《博物人生》行将发行修订版。
刘华杰早先预言博物学方面的书将越来越多,现在似乎正成为现实。随着中国人户外活动的兴起,关于旅游、博物方面的知识出现了增长性的需求。哲学教授刘华杰说,“人有这个需求。过上小康生活后,人要过高质量的生活。博物是一个重要选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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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谈录intellectual talks
刘华杰:博物学让我们回到生命母体
王其冰:现在不是博物学活跃的时代。人类的技术手段都是电子化的,直接观察自然界这种方法也用得很少。在这种背景下,你是如何进入博物学这个领域的?
刘华杰:这个社会比较主流的想法,已经不需要哲学工作者使它更加主流化、再去推一把。作为哲学工作者,应该去考虑这个社会哪些方面被忽视了;或者本来应当很重要,却没有被提到台面上来;或者政策、领导人没有很关注这个方面,但是从更大的尺度上、从长远来看,很需要。
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信息化、数字化,大家都在按手机,全社会都是这样,而且好像是势不可挡。但能不能适当地平衡一下?把这个弱化一下?或者除此之外,有相反的一个方向?现在都是从A到B,就是从atom到bit,我们说从原子到比特,但是不是原子就不重要了?还是重要的。因为信息还是漂在上面。根还在原子这里。虚拟世界是真虚拟,但现在不是真虚,是假虚,假虚是因为有一个期待,就像一个婴儿生出来还连着母体,这个母体就是土地。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在可见的将来,地球还是唯一的生命场。说火星或其它外星有生命,现在都是说说而已。(向太空)移民是一个神话。太空移民是一个科学神话,现代科学打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在科幻中或科普中想像。真正靠谱的只有地球。真人相信太空移民神话的人,根本不懂达尔文的演化论(进化论)、不懂博物学。
王:你认为太空移民是一个神话?
刘:对。这个神话带来很大误导,就是人们不太重视地球,不太把地球母亲当回事儿。认为破坏一点儿,关系不大,将来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宇宙大得很,无限大,我们可以往外走。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是由进化论决定的。我们的身体结构是经过上亿年一点一点地演化过来的,虽然人这个物种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久。如果有能享受地外空间的生物,那也不是我们人类,那是另外一种或一些生命。我们这个生命不行。我们这些在地球上进化而来的生命只适合地球。可能某种病毒、细菌能适应外星球。从哲学和进化论的角度想,长久的生存还是重要的。个体的人顶多活200岁,个体活太久是不道德的,但人类群体要活许久,将超过100年、一万年、百万年。博物学恰好是一个传统,它比较慢,力量比较小,但是时刻提醒我们土地是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使我关注博物学这样一门已经衰落的学问。
[关于博物学研究]
王: 我认识一位朋友,大学时修生物学,但是他没观察植物这方面的兴趣。我们一起外出时,我会经常问他,这种树叫什么,是哪一科,他回答哎呀我也不知道。
刘:没错。现在很多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学生,对植物和动物没有兴趣。反而很多不是学习这门学科的人有兴趣。据说某学校的植物标本馆,多是心理系、哲学系、计算机系的师生去看标本,有点讽刺。
王: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也许是当初选择这一学科并不是出于个人喜欢。另外现在很多研究生物的人也不需要看标本。因为他只是研究分子层面,研究分子不需要看标本。比如说研究鹿和熊,只有研究分子就够了,不需要了解鹿长什么样,只要知道其DNA怎样排列就行。在试管里研究,在显微镜下研究,久了,会对活生生的生命失去直观感觉,有可能变得不敬畏生命。
王:那就是说,现在的科学研究基本上远离了——
刘:宏观层面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种表述。远离了宏观——我们五官可以感知的范围,被模型化的、几何化的世界图景牵着走,人类有得有失。在实验室封闭、可控的人工环境下研究生命,研究的结果很深刻、短程因果关系差别清晰,但并非一点问题没有。它与真实的世界有一定的差距。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不会停留在抽象演绎的世界,它一定要用回来,比如说改造鹿的基因、鱼的基因,要影响这个世界,要变成生产力。这样就会出问题。因为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那个结果是在实验室里成立的,而现实的世界要比实验室复杂得多;变量多,因果网络交织在一起。那么,如此应用的时候往往会犯很大的错误,不是说必然要犯错误,但是经常会犯错误。
王:在中国的大学里,像你开设的课程,或者说关于博物学的课程,是不是很普遍?这类课程开设得多吗?
刘:不多。直接叫博物学的课程可能只有北大这一所。我没有调查过,我猜测是这样。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是找不到博物学字样的。北大附中倒是有博物课,已经开设了五年,效果非常好。在高校中,博物学的内容还是通过别的课程而得以部分传授的。比如在生态学、动物行为学、植物分类学、保护生物学课程中,但没有明确地打出博物学的旗号。若问这些领域的人,有的根本不知道还有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这种东西,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学科是从博物学发展出来的。
王:只有北大是放在哲学学科下?
刘:放在哪是人为的。我们这是偶尔放在了哲学系,不过也讲得出道理。目前我开课的课程有三门:面向本科的《博物学导论》,面向研究生的《博物学文化》和《博物学编史理论与方法》。
王:你把博物学纳入你的研究范围,有没有一个起点?
刘:我有一个长期的计划,一个大的计划。先了解西方的博物学发展脉络,把
西方博物学通史搞清楚,这需要10年、15年的时间,然后想做中国古代的博物学文化、博物学研究。一开始不敢碰中国的,也很难做。我们这代人看古文比看英文还困难,另外直接研究中国古代,也没有理论框架,不知道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没法研究,一大堆材料,无从下手。就像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样。他一个洋人,懂中文,但他的中文不会比普通中国人好吧,但是他做得就好,他能一本接一本地写出来,就是因为他有全球的眼光。他知道西方的怎么来的,所以他一看中国的材料,马上就能够讨论起来。我们就讨论不起来。我的意思也是先学西方的。把西方的脉络大致搞清楚。我现在已经做了几年了。作为中国人,我很欣赏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博物学文化,这个一定要研究。
王:你做这方向研究的最大驱动是兴趣吗?
刘:博物分一阶和二阶。一阶是个体性的,对于我就是玩。二阶则不单纯是个体的事的,它是一种学术。博物学与我所从事的工作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可以巧妙地结合起来。科学哲学发展到最前沿,也遭遇到博物学的问题:科技想干什么?科技要把这个地球怎么样?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会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吗?哲学工作者能做点什么?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最近几十年也一直在变化,我们要扩大科学史的范围,超越进步论的实证主义的束缚,而向文化史、生活史方向拓展。 这个好处是解放了思想,看到了更多、更丰富的东西。在相当长时间内,国际与国内的科学史研究都深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太把科技当回事了,把科技从现实社会、文化中孤立出来进行研究。现在国际科学史学界的面貌已经大变,其中的博物学史研究非常多,国内还保守一些。
王:你认为过分强调科学认知,就有点剥离人的生存?
刘:对,科技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是从文化里发展出来的。科技当然有一点儿特殊性,但不至于特殊到另类。以前人们往往把科技看作神在做这事,科技在那里自生自立,自我进化。但是没有人、没有社会、没有文化母体,它什么也进化不了。科技与政治、社会相纠缠,从来如此。现在不过是要把它放回去,把科技放回它所生长的土壤。放回去需要勇气,需要编史观念的解放。
王:你计划用多长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估计10年? 你有专项研究经费吗?
刘:10年不够。我10年前做这项工作时,不但没有经费,别人也不理解。最多说你只是试一下。后来我们提出了“博物学编史纲领”,不再隐瞒自己的想法。到了最近,就有人觉得是回事儿了,很支持,也发了一些文章,形势确实在变好。2013年我意外申请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大课题,上面就有“博物学”这几个字。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我保证,我不知道谁是基金评委。有了钱,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正在组织一套丛书“博物学文化”,已出了两种,到2015年初能出4种。
[关于博物学传统]
记:普遍来看,现在我们不太会描述自然界,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我们叫不出事物的名字,比如春天来了,花儿开了,白的、红的、黄的、蓝的,除此之外就不会描述了。
刘:不知道基本术语,就叫不出名字。但这只是表现原因,深层原因是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兴趣不够大,缺乏关心。古人就不是这样,比如唐宋元时代,文人用词很具体,他们会分辨得很清楚,因为生活中会用到。可以说,那时候的文人都有博物类的维度,当然他们没有高科技的维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博物。
记:与他们相比,我们不知道周围自然界存在的事物都叫什么名字。
刘: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贫乏,语言也变得贫乏了。
记:我曾读过一篇英国作者描述春天到来的文章,他的春天描述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各种各样的植物的名字。
刘:其实,英国的植物种类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植物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社会发达,它的博物学很普及,相关的书籍很多,教育系统很发达,所以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它们的指称是什么。哲学上讲,指称不明,就是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所云。
记:中国的诗经楚辞那个时代呢?
刘:当时是知道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现在都搞不清楚,宋代有学者说指的是蒌蒿,一种可以吃的菊科植物,不是指浮萍。
记:台湾早些年推出了几本有关楚辞、诗经中的植物的书籍。
刘:台湾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要把一种植物对应起来,上千年了,很难办,需要精细考证。比如有人说《诗经》中讲的兰跟现在的兰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科的,《诗经》中的兰是菊科的,跟现在兰科没有关系。对不对呢?要准确回答,需要立一个项目去研究。
记:就是说需要很多考据,很多事情弄不清楚,时间久了,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
刘:现在的人读《诗经》可能把内容都背下来了,但是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那么跟古人对话就隔了一层。孔子讲读《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最不济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物想入门,就是要知道事物的名字,名字就是一把钥匙。现代社会不缺知识,只是知识跟我们个体没法链接,而知道名字,一检索就对应上了,它跟自己就连上线了,否则它跟你之间永远是分离的。
[关于知识]
王:在你的理解,你认为什么是知识?
刘:知识是相对于生活的东西。最早的知识是能帮助人生活得更好的具体东西,后来变成了抽象的东西。伴随工业文明,人们发展了一些不是生活必需,而是操纵别人、控制世界的东西,比如登月、造原子弹、造核潜艇,为此人类发明了很多新知识。这些高科技的知识,从好的方面讲,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对我们的可持续生存也没有正面作用,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但现在的教育就是要让你迅速地了解最前沿、最具竞争力的知识。
而从博物的眼光看,价值观就要倒过来,首先我们要了解跟土地相关联的知识,比如野外求生或者野菜,日常生活厨艺方面的知识,而那些高科技的知识不是必须的。按照老子的讲法,智慧出、有大伪,坏知识学得越多越有问题。
现在最坏的人肯定是知识比较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想做坏事他一定坏得很厉害,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反倒坏不了多少。历史上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也最来劲、就邪乎!高科技犯罪也是这样,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利用他所学的知识干的坏事。这个过程中,习惯上人们不会指责知识,总会指责具体的人,批判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而知识没问题,知识被始终认定为中性的甚至善的。现在社会都是这样。我们就在怀疑,知识本身就有这种可能性,哲学上讲,起初发明某种知识就具有某种意向性,虽然它没有去实际上干坏事,但它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发展这种知识就是为了杀人,战争、信息战,培育病毒,本身就是为了杀人,但一般都不明说,而打着保卫国家、预防他人攻击或者纯粹科研目的的旗号。
王:你认为知识是独立的客观存在?
刘:知识不是客观存在,都跟物种相关,而且不光人有知识,我觉得其他生物也有知识。要生存,就一定要了解环境,调节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阿米巴虫——一个很低级的动物。再比如黑猩猩拿一根草杆伸到蚂蚁洞里钓蚂蚁,鸟编制一个窝等,这样的行为都包含知识,这样的知识与人的知识没有本质的不同,但西方哲学不承认这一点,西方哲学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来自柏拉图,柏拉图严格划了一个界,但我觉得没有道理。
王:你怎么看希腊哲学?
刘:柏拉图的思想是反自然的,他的思想强调数理、理念、理性,亚里士多德不一样,他比较平衡,他研究过动物学。但长期学习哲学的人认为《动物志》不值得一看,太琐碎,根本上不了台面,所以探讨《形而上学》(就是“物理学之后”)、逻辑学、伦理学和修辞学,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博物研究方面不重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十卷,十卷当中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是有关博物的。现在我们的解读是,他的博物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
王:就是说这是他构造后面这些学说的基础。
刘:建立因果关系,比较困难,但可以讲他的哲学离不开博物。他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也离不开某些感性的东西,以前哲学是藐视感性的,哲学研究抽象思维,概念分析才是哲学的工作。没有感性的基础,哲学也走不太远,只可以走一段距离。亚里士多德属于全才,他在几个层面都很优秀,他非常了解动物。他的大弟子是植物学家,是西方植物学之父,主要研究植物学,他研究动物学,师徒二人是互补的。他弟子的书的写法完全模仿老师的写法——《动物志》的写法,这些以前都被忽略了,或者觉得跟哲学没有关系,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后来的卢梭,我们都认为他是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但他同时也是博物学家,他晚年用了15年研究植物。一些人即使知道这个事实,但也认为跟他的哲学没有关系。而我我觉得有关系,因为他关心植物,所以他的自然观、教育观也与众不同。如果没有他对于植物的爱好,他的自然观、教育观或许不是这样。
[关于我们的生存状态]
王:植物代表一种古老的存在。
刘:人跟植物打交道是非常古老的,因为不了解植物就会饿死,或者被药死(毒死),这是最基本的知识,现在不用担心是因为有人代劳了,菜市场卖的都被检验过,生活中有了中介。
王:越来越多的手段使我们的生活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把我们与自然界越发的隔离开来。
刘:现代社会发展使得中介不可避免,中介多了会有问题,不是说没好处,也有好处。关于问题,比如地震,灾难发生的时候,中介都不好使,货币不好使、黄金没有用,黄金直接换不了小米,金条又吃不了,那时候书本知识也没有用。灾难发生的时候农民最厉害,因为农民跟现实世界打交道。地质学家、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户外活动爱好者也可以。那些坐在屋子里包括科学家,实验室做研究的人都没戏。
王:你怎么评价人现在这个阶段的生存状态。
刘:总体上不自然,人更多地被人造物所控制,就是所说的异化,异化是个普遍趋势,对于普遍趋势很难说它好,好不好通过问卷能问出来,采访10个人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多数人感觉不好,不适应,觉得有点问题,但谁都不想停下来,或者说想停下来,行动上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会有损失,可以说,你已经被绑架了。有个别人摆脱了这种状态,也找到了出路,但还是少数人。
王:你摆脱了吗?
刘:我还没摆脱,但是相对来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王:从长远、宏观来看,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会越来越依靠手段?
刘:对,越来越依靠人造化、虚拟化的东西,贸易越来越虚化,整个社会也越来越虚化,这可能是短时间内不可避免的,我也清楚这个大趋势。
王: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
刘:从哲学上讲,很难是一直,一直是一万年还是十万年这个不好说,但个体的人生很短暂,一百年,最多两百年。或者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跟着感觉,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太理性,而这个所谓理性就是主流,符合主流的叫理性,不符合主流的就是非理性。我可能显得非理性一点,或者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表现得有点反科学。
王:你算反科学吗?
刘:早先我认为不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
王:早先有人说你反科学。
刘:早先,我们拼命地辩解,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学科技的,我们所做的也是为了科技更好,后来发现我有点反科学,也不是说他们说的对,因为他们所说的反科学与我认为的反科学还有点不一样,我现在自认为有点反科学,是因为科技中有的东西很变态,它威胁了整个地球的生存和大多数人的生存,绑架了人,这我当然要反对。但我反对的不是全称,科技中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生态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研究,一些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这是我喜欢的,而且它也没有大的危害。
王:我划一个界,你说的这些停留在比如非电子时期?
刘:也不是说非电子时期。有了信息网络,我们做博物学方便了很多,比如鉴定一个物种,以前很麻烦,现在很方便。别人说我用了科技又反科技,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 已经造出来了,我不用是傻瓜,但不能说用了就说好,我用是被迫的,已经充斥着这种东西,那我用了还要批判你。
王:那现在人家还说你是反科学的?
刘:说的人少了,我们这些人也有反思。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一点反科学的精神,说明他没有动脑子。动了脑子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发展存在不正常的东西。比如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但是最基本的空气却有问题——今天早上就是这样,出门会觉得空气有一股煤烟味儿,就像在锅炉房一样,喝的水不干净,吃的菜不放心。高科技解决了什么呢? 不但没解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反而加重了,而这加重追根溯源与科技的快速发展有关系。科技的快速发展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欲望。
以前人们骂政客,其实政治家的作用是次要的,政治家即使有了野心也做不成,只有政客跟科技捆绑、合伙才能做成,这需要科学家帮忙。就像纳粹,纳粹跟科学家合作,在毒气室快速杀人,想快速杀10万人很难,那就让科学家研究怎样可以快速杀人,这是标准的科研项目;像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做人体实验,这也是标准的科学。现在认为不对的,当时却被认识是科学。他们写实验报告,很严谨,这在现在看来也符合科学。但科学界通常不愿意承认,但这当然属于科学;现在国际市场上化石走私很多,都说犯罪分子是农民,这很不公平,农民哪里知道哪个化石值钱,怎么挖、怎么装、怎么销售,这都是科学家做的;计算机病毒也是高智商的科技人员设计出来的,农民设计不出来,政客也设计不出来。科学家都说好的、造福人类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王:你有没有向社会传播你的研究、学术的计划。
刘:当然有。经常有人找我做博物学讲座,比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博物旅游的讲座,在国家图书馆老馆,听众还挺多。从听众反馈来看,大家觉得还是非常重要,他们觉得对他有帮助,有时候,讲座可能会改变他的行为,他的爱好。
王:你的听众群体大概是什么年龄阶段的?
刘:都有,但中年人比较少,中年人都比较忙,两头多一点,小孩老人比较多。有孩子听,就有希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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