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岛花事:夏威夷植物日记

空错 2014-06-17 15:16:06

火星
2014-06-18 19:09:04 火星 (如果奇迹没出现那就去创造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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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2015-01-25 09:01:15 science

出处:王其冰,刘华杰:博物学让我们回到生命母体,《亚太日报》,2015.01.19.

一个哲学教授的“植物人生”

王其冰(新华社记者)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西北,一处新建仿明清建筑前矗立一块石头,上刻“李兆基人文学院”。2013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原来的“六院”迁到这里。刘华杰并不清楚李兆基为何人,但他对新建的人文学苑很满意,“我到北大任教后19年,终于有了一间办公室,现在跟学生谈话不必坐在户外草地上了。”实际上他非常喜欢户外、野地。
刘华杰的教研室墙壁上醒目挂着他自己拍摄的植物照片,色彩亮丽饱满;书桌上有一蓬干枝梅,书柜里除了书籍还有一串串大粒的植物种籽。近些年,他关于博物学方面的著书《植物人生》《芳草天涯》《檀岛花事》在小众读者里小小地“火”了一下,他原本孤单的“植物人生”,或更确切地称——“博物人生”不但赢得回响,作为哲学研究者的职业生涯似乎也开朗起来。
2013年,他结束了在美国夏威夷为期一年的博物学研究回到北大,出版了三卷本的观察日记《檀岛花事》。这部书出版不到一年,加印了一次,这无论是对于前景摇晃的出版社,还是对于研究冷僻的博物学,都宛如一剂强心针。更振奋的是,他申请到一笔“巨额”国家社科项目基金,用于博物学课题研究。刘华杰说,建国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从来没有博物学字样,他的课题是第一个,而且经费高达80万元,已经是重大社科项目了。
大约在1994年博士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时始,刘华杰对北京的野生植物产生了兴趣。他像一个热爱郊游的学者,登山、拍照、辨识所看到的各种植物。
一个不是植物学者的人喜欢植物,在他者看起来,就如同业余爱好。但是从这里刘华杰找到了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范畴的新路径。没过多久,他在北大开设了“博物学导论”“博物学文化”课程。这是两门供全校各系学生选修的通识课。
按今天的眼光看,博物学是过时的学科。甚至不能说它是一门学科。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卢梭的时代,拥有广博的生物、地理和物候学的兴趣和知识,是作为学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达尔文19世纪进化论的发表是博物学时代的高峰。之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它像大河断流的过程一样,渐渐流向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等等,当科学研究完全进入了实验室,博物学和博物学者之名谓也随之从科学研究领域中消失。
刘华杰认为,他从事的是一项“费力不讨好、而且力量微弱,甚至可以说是逆时代潮流的工作”。
理科男出身的刘华杰对科技的发展并不抱持全面的乐观,在《星际穿越》影片和科幻小说《三体》在中国出路越发看好的今天,他坚定地认为“太空移民只是一个神话”。如果需要贴标签的话,他是一个不关注数理星空而关注博物地球的哲学家。
刘华杰一度处于学界争论的“风口浪尖”。十多年前他与其他三位年轻学者曾并称“F4”,在致力于科学传播、抨击伪科学的同时,反对极度的科学主义。
十年后,与刘华杰重新起建立联系的方式是通过电子邮件,席卷海内外华人的微信联络尚处于他的隔离区。刘华杰仍然使用一部老式手机,而且只是偶然有约定时才启用——这是他目前抗拒“高科技绑架人生”的暂时方式。
“我不能保证明天不换手机,也可能明天就换了,但今天还没换,这样我会省很多时间。我可能在这个细节上跟大潮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与十年前相比,刘华杰依然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以一种相对“退”的姿态处世和致学。
刘华杰写的略带科学怀疑论的书籍在学术领域不占据主流,是“小圈子”书,刘华杰自我评价说,“跟主流话语矛盾,主流话语是轰轰烈烈的,怎么赚大钱,怎么当大官。我们主张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普通人好好活着最重要。而这反主流。”
但有时“退”也可能就冲在了前面。比如80万元的社科基金项目的申请成功;比如博物学日志赢得的反响。
刘华杰在某些人眼中是走在前面的人。看了刘华杰的博客,听过刘华杰的讲座,有人希望刘华杰下一次看植物时带上自己,甚至愿意出资请刘华杰一起外出考察。刘华杰的博物方面的书籍不但受出版界欢迎,也受读者欢迎。《天涯芳草》第三次印刷后,之前出版的《博物人生》行将发行修订版。
刘华杰早先预言博物学方面的书将越来越多,现在似乎正成为现实。随着中国人户外活动的兴起,关于旅游、博物方面的知识出现了增长性的需求。哲学教授刘华杰说,“人有这个需求。过上小康生活后,人要过高质量的生活。博物是一个重要选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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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华杰:博物学让我们回到生命母体

王其冰:现在不是博物学活跃的时代。人类的技术手段都是电子化的,直接观察自然界这种方法也用得很少。在这种背景下,你是如何进入博物学这个领域的?

刘华杰:这个社会比较主流的想法,已经不需要哲学工作者使它更加主流化、再去推一把。作为哲学工作者,应该去考虑这个社会哪些方面被忽视了;或者本来应当很重要,却没有被提到台面上来;或者政策、领导人没有很关注这个方面,但是从更大的尺度上、从长远来看,很需要。
现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信息化、数字化,大家都在按手机,全社会都是这样,而且好像是势不可挡。但能不能适当地平衡一下?把这个弱化一下?或者除此之外,有相反的一个方向?现在都是从A到B,就是从atom到bit,我们说从原子到比特,但是不是原子就不重要了?还是重要的。因为信息还是漂在上面。根还在原子这里。虚拟世界是真虚拟,但现在不是真虚,是假虚,假虚是因为有一个期待,就像一个婴儿生出来还连着母体,这个母体就是土地。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在可见的将来,地球还是唯一的生命场。说火星或其它外星有生命,现在都是说说而已。(向太空)移民是一个神话。太空移民是一个科学神话,现代科学打造出来的一个神话,在科幻中或科普中想像。真正靠谱的只有地球。真人相信太空移民神话的人,根本不懂达尔文的演化论(进化论)、不懂博物学。

王:你认为太空移民是一个神话?

刘:对。这个神话带来很大误导,就是人们不太重视地球,不太把地球母亲当回事儿。认为破坏一点儿,关系不大,将来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宇宙大得很,无限大,我们可以往外走。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是由进化论决定的。我们的身体结构是经过上亿年一点一点地演化过来的,虽然人这个物种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久。如果有能享受地外空间的生物,那也不是我们人类,那是另外一种或一些生命。我们这个生命不行。我们这些在地球上进化而来的生命只适合地球。可能某种病毒、细菌能适应外星球。从哲学和进化论的角度想,长久的生存还是重要的。个体的人顶多活200岁,个体活太久是不道德的,但人类群体要活许久,将超过100年、一万年、百万年。博物学恰好是一个传统,它比较慢,力量比较小,但是时刻提醒我们土地是重要的。就是这样一种想法使我关注博物学这样一门已经衰落的学问。

[关于博物学研究]

王: 我认识一位朋友,大学时修生物学,但是他没观察植物这方面的兴趣。我们一起外出时,我会经常问他,这种树叫什么,是哪一科,他回答哎呀我也不知道。

刘:没错。现在很多学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学生,对植物和动物没有兴趣。反而很多不是学习这门学科的人有兴趣。据说某学校的植物标本馆,多是心理系、哲学系、计算机系的师生去看标本,有点讽刺。

王: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也许是当初选择这一学科并不是出于个人喜欢。另外现在很多研究生物的人也不需要看标本。因为他只是研究分子层面,研究分子不需要看标本。比如说研究鹿和熊,只有研究分子就够了,不需要了解鹿长什么样,只要知道其DNA怎样排列就行。在试管里研究,在显微镜下研究,久了,会对活生生的生命失去直观感觉,有可能变得不敬畏生命。

王:那就是说,现在的科学研究基本上远离了——

刘:宏观层面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种表述。远离了宏观——我们五官可以感知的范围,被模型化的、几何化的世界图景牵着走,人类有得有失。在实验室封闭、可控的人工环境下研究生命,研究的结果很深刻、短程因果关系差别清晰,但并非一点问题没有。它与真实的世界有一定的差距。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不会停留在抽象演绎的世界,它一定要用回来,比如说改造鹿的基因、鱼的基因,要影响这个世界,要变成生产力。这样就会出问题。因为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那个结果是在实验室里成立的,而现实的世界要比实验室复杂得多;变量多,因果网络交织在一起。那么,如此应用的时候往往会犯很大的错误,不是说必然要犯错误,但是经常会犯错误。


王:在中国的大学里,像你开设的课程,或者说关于博物学的课程,是不是很普遍?这类课程开设得多吗?

刘:不多。直接叫博物学的课程可能只有北大这一所。我没有调查过,我猜测是这样。在教育部的学科目录中是找不到博物学字样的。北大附中倒是有博物课,已经开设了五年,效果非常好。在高校中,博物学的内容还是通过别的课程而得以部分传授的。比如在生态学、动物行为学、植物分类学、保护生物学课程中,但没有明确地打出博物学的旗号。若问这些领域的人,有的根本不知道还有博物学(natural history)这种东西,他们不清楚自己的学科是从博物学发展出来的。

王:只有北大是放在哲学学科下?

刘:放在哪是人为的。我们这是偶尔放在了哲学系,不过也讲得出道理。目前我开课的课程有三门:面向本科的《博物学导论》,面向研究生的《博物学文化》和《博物学编史理论与方法》。


王:你把博物学纳入你的研究范围,有没有一个起点?
刘:我有一个长期的计划,一个大的计划。先了解西方的博物学发展脉络,把
西方博物学通史搞清楚,这需要10年、15年的时间,然后想做中国古代的博物学文化、博物学研究。一开始不敢碰中国的,也很难做。我们这代人看古文比看英文还困难,另外直接研究中国古代,也没有理论框架,不知道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没法研究,一大堆材料,无从下手。就像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样。他一个洋人,懂中文,但他的中文不会比普通中国人好吧,但是他做得就好,他能一本接一本地写出来,就是因为他有全球的眼光。他知道西方的怎么来的,所以他一看中国的材料,马上就能够讨论起来。我们就讨论不起来。我的意思也是先学西方的。把西方的脉络大致搞清楚。我现在已经做了几年了。作为中国人,我很欣赏我们祖先传下来的博物学文化,这个一定要研究。



王:你做这方向研究的最大驱动是兴趣吗?
刘:博物分一阶和二阶。一阶是个体性的,对于我就是玩。二阶则不单纯是个体的事的,它是一种学术。博物学与我所从事的工作科学哲学、科学史研究可以巧妙地结合起来。科学哲学发展到最前沿,也遭遇到博物学的问题:科技想干什么?科技要把这个地球怎么样?资本与科技的结合会让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吗?哲学工作者能做点什么?科学史研究的范式最近几十年也一直在变化,我们要扩大科学史的范围,超越进步论的实证主义的束缚,而向文化史、生活史方向拓展。 这个好处是解放了思想,看到了更多、更丰富的东西。在相当长时间内,国际与国内的科学史研究都深受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影响,太把科技当回事了,把科技从现实社会、文化中孤立出来进行研究。现在国际科学史学界的面貌已经大变,其中的博物学史研究非常多,国内还保守一些。

王:你认为过分强调科学认知,就有点剥离人的生存?
刘:对,科技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它是从文化里发展出来的。科技当然有一点儿特殊性,但不至于特殊到另类。以前人们往往把科技看作神在做这事,科技在那里自生自立,自我进化。但是没有人、没有社会、没有文化母体,它什么也进化不了。科技与政治、社会相纠缠,从来如此。现在不过是要把它放回去,把科技放回它所生长的土壤。放回去需要勇气,需要编史观念的解放。

王:你计划用多长时间完成这项工作,估计10年? 你有专项研究经费吗?
刘:10年不够。我10年前做这项工作时,不但没有经费,别人也不理解。最多说你只是试一下。后来我们提出了“博物学编史纲领”,不再隐瞒自己的想法。到了最近,就有人觉得是回事儿了,很支持,也发了一些文章,形势确实在变好。2013年我意外申请到了一个社会科学基金的一个大课题,上面就有“博物学”这几个字。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我保证,我不知道谁是基金评委。有了钱,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我正在组织一套丛书“博物学文化”,已出了两种,到2015年初能出4种。

[关于博物学传统]

记:普遍来看,现在我们不太会描述自然界,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我们叫不出事物的名字,比如春天来了,花儿开了,白的、红的、黄的、蓝的,除此之外就不会描述了。
刘:不知道基本术语,就叫不出名字。但这只是表现原因,深层原因是人们对自然事物的兴趣不够大,缺乏关心。古人就不是这样,比如唐宋元时代,文人用词很具体,他们会分辨得很清楚,因为生活中会用到。可以说,那时候的文人都有博物类的维度,当然他们没有高科技的维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相当博物。

记:与他们相比,我们不知道周围自然界存在的事物都叫什么名字。
刘: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较贫乏,语言也变得贫乏了。
记:我曾读过一篇英国作者描述春天到来的文章,他的春天描述得非常好,因为他知道各种各样的植物的名字。
刘:其实,英国的植物种类很少。一方面是因为植物少,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国社会发达,它的博物学很普及,相关的书籍很多,教育系统很发达,所以对于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大家都知道它们的指称是什么。哲学上讲,指称不明,就是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不知所云。

记:中国的诗经楚辞那个时代呢?
刘:当时是知道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现在都搞不清楚,宋代有学者说指的是蒌蒿,一种可以吃的菊科植物,不是指浮萍。

记:台湾早些年推出了几本有关楚辞、诗经中的植物的书籍。
刘:台湾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要把一种植物对应起来,上千年了,很难办,需要精细考证。比如有人说《诗经》中讲的兰跟现在的兰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科的,《诗经》中的兰是菊科的,跟现在兰科没有关系。对不对呢?要准确回答,需要立一个项目去研究。

记:就是说需要很多考据,很多事情弄不清楚,时间久了,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
刘:现在的人读《诗经》可能把内容都背下来了,但是不知道它说的是什么,那么跟古人对话就隔了一层。孔子讲读《诗经》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最不济也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物想入门,就是要知道事物的名字,名字就是一把钥匙。现代社会不缺知识,只是知识跟我们个体没法链接,而知道名字,一检索就对应上了,它跟自己就连上线了,否则它跟你之间永远是分离的。

[关于知识]

王:在你的理解,你认为什么是知识?

刘:知识是相对于生活的东西。最早的知识是能帮助人生活得更好的具体东西,后来变成了抽象的东西。伴随工业文明,人们发展了一些不是生活必需,而是操纵别人、控制世界的东西,比如登月、造原子弹、造核潜艇,为此人类发明了很多新知识。这些高科技的知识,从好的方面讲,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大关系,对我们的可持续生存也没有正面作用,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但现在的教育就是要让你迅速地了解最前沿、最具竞争力的知识。

而从博物的眼光看,价值观就要倒过来,首先我们要了解跟土地相关联的知识,比如野外求生或者野菜,日常生活厨艺方面的知识,而那些高科技的知识不是必须的。按照老子的讲法,智慧出、有大伪,坏知识学得越多越有问题。

现在最坏的人肯定是知识比较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想做坏事他一定坏得很厉害,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人反倒坏不了多少。历史上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也最来劲、就邪乎!高科技犯罪也是这样,都是一些高智商的人利用他所学的知识干的坏事。这个过程中,习惯上人们不会指责知识,总会指责具体的人,批判这个人的行为有问题,而知识没问题,知识被始终认定为中性的甚至善的。现在社会都是这样。我们就在怀疑,知识本身就有这种可能性,哲学上讲,起初发明某种知识就具有某种意向性,虽然它没有去实际上干坏事,但它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发展这种知识就是为了杀人,战争、信息战,培育病毒,本身就是为了杀人,但一般都不明说,而打着保卫国家、预防他人攻击或者纯粹科研目的的旗号。

王:你认为知识是独立的客观存在?
刘:知识不是客观存在,都跟物种相关,而且不光人有知识,我觉得其他生物也有知识。要生存,就一定要了解环境,调节自己的行为,哪怕是阿米巴虫——一个很低级的动物。再比如黑猩猩拿一根草杆伸到蚂蚁洞里钓蚂蚁,鸟编制一个窝等,这样的行为都包含知识,这样的知识与人的知识没有本质的不同,但西方哲学不承认这一点,西方哲学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来自柏拉图,柏拉图严格划了一个界,但我觉得没有道理。
王:你怎么看希腊哲学?
刘:柏拉图的思想是反自然的,他的思想强调数理、理念、理性,亚里士多德不一样,他比较平衡,他研究过动物学。但长期学习哲学的人认为《动物志》不值得一看,太琐碎,根本上不了台面,所以探讨《形而上学》(就是“物理学之后”)、逻辑学、伦理学和修辞学,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博物研究方面不重要。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有十卷,十卷当中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是有关博物的。现在我们的解读是,他的博物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
王:就是说这是他构造后面这些学说的基础。
刘:建立因果关系,比较困难,但可以讲他的哲学离不开博物。他对生命世界的理解也离不开某些感性的东西,以前哲学是藐视感性的,哲学研究抽象思维,概念分析才是哲学的工作。没有感性的基础,哲学也走不太远,只可以走一段距离。亚里士多德属于全才,他在几个层面都很优秀,他非常了解动物。他的大弟子是植物学家,是西方植物学之父,主要研究植物学,他研究动物学,师徒二人是互补的。他弟子的书的写法完全模仿老师的写法——《动物志》的写法,这些以前都被忽略了,或者觉得跟哲学没有关系,事实上是有关系的。
后来的卢梭,我们都认为他是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但他同时也是博物学家,他晚年用了15年研究植物。一些人即使知道这个事实,但也认为跟他的哲学没有关系。而我我觉得有关系,因为他关心植物,所以他的自然观、教育观也与众不同。如果没有他对于植物的爱好,他的自然观、教育观或许不是这样。


[关于我们的生存状态]
王:植物代表一种古老的存在。
刘:人跟植物打交道是非常古老的,因为不了解植物就会饿死,或者被药死(毒死),这是最基本的知识,现在不用担心是因为有人代劳了,菜市场卖的都被检验过,生活中有了中介。

王:越来越多的手段使我们的生活形成一个很长的链条,把我们与自然界越发的隔离开来。
刘:现代社会发展使得中介不可避免,中介多了会有问题,不是说没好处,也有好处。关于问题,比如地震,灾难发生的时候,中介都不好使,货币不好使、黄金没有用,黄金直接换不了小米,金条又吃不了,那时候书本知识也没有用。灾难发生的时候农民最厉害,因为农民跟现实世界打交道。地质学家、有野外工作经验的人、户外活动爱好者也可以。那些坐在屋子里包括科学家,实验室做研究的人都没戏。

王:你怎么评价人现在这个阶段的生存状态。
刘:总体上不自然,人更多地被人造物所控制,就是所说的异化,异化是个普遍趋势,对于普遍趋势很难说它好,好不好通过问卷能问出来,采访10个人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多数人感觉不好,不适应,觉得有点问题,但谁都不想停下来,或者说想停下来,行动上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会有损失,可以说,你已经被绑架了。有个别人摆脱了这种状态,也找到了出路,但还是少数人。
王:你摆脱了吗?
刘:我还没摆脱,但是相对来说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王:从长远、宏观来看,人类总体的生存状态会越来越依靠手段?
刘:对,越来越依靠人造化、虚拟化的东西,贸易越来越虚化,整个社会也越来越虚化,这可能是短时间内不可避免的,我也清楚这个大趋势。

王:会一直这样发展下去?
刘:从哲学上讲,很难是一直,一直是一万年还是十万年这个不好说,但个体的人生很短暂,一百年,最多两百年。或者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跟着感觉,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太理性,而这个所谓理性就是主流,符合主流的叫理性,不符合主流的就是非理性。我可能显得非理性一点,或者对科学技术的态度表现得有点反科学。

王:你算反科学吗?
刘:早先我认为不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

王:早先有人说你反科学。
刘:早先,我们拼命地辩解,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学科技的,我们所做的也是为了科技更好,后来发现我有点反科学,也不是说他们说的对,因为他们所说的反科学与我认为的反科学还有点不一样,我现在自认为有点反科学,是因为科技中有的东西很变态,它威胁了整个地球的生存和大多数人的生存,绑架了人,这我当然要反对。但我反对的不是全称,科技中还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生态科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些研究,一些动物行为学的研究,这是我喜欢的,而且它也没有大的危害。

王:我划一个界,你说的这些停留在比如非电子时期?
刘:也不是说非电子时期。有了信息网络,我们做博物学方便了很多,比如鉴定一个物种,以前很麻烦,现在很方便。别人说我用了科技又反科技,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 已经造出来了,我不用是傻瓜,但不能说用了就说好,我用是被迫的,已经充斥着这种东西,那我用了还要批判你。

王:那现在人家还说你是反科学的?
刘:说的人少了,我们这些人也有反思。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一点反科学的精神,说明他没有动脑子。动了脑子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发展存在不正常的东西。比如现在科学这么发达,但是最基本的空气却有问题——今天早上就是这样,出门会觉得空气有一股煤烟味儿,就像在锅炉房一样,喝的水不干净,吃的菜不放心。高科技解决了什么呢? 不但没解决人们最基本的需求,反而加重了,而这加重追根溯源与科技的快速发展有关系。科技的快速发展吊起了人们的胃口、欲望。
以前人们骂政客,其实政治家的作用是次要的,政治家即使有了野心也做不成,只有政客跟科技捆绑、合伙才能做成,这需要科学家帮忙。就像纳粹,纳粹跟科学家合作,在毒气室快速杀人,想快速杀10万人很难,那就让科学家研究怎样可以快速杀人,这是标准的科研项目;像日本的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做人体实验,这也是标准的科学。现在认为不对的,当时却被认识是科学。他们写实验报告,很严谨,这在现在看来也符合科学。但科学界通常不愿意承认,但这当然属于科学;现在国际市场上化石走私很多,都说犯罪分子是农民,这很不公平,农民哪里知道哪个化石值钱,怎么挖、怎么装、怎么销售,这都是科学家做的;计算机病毒也是高智商的科技人员设计出来的,农民设计不出来,政客也设计不出来。科学家都说好的、造福人类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

王:你有没有向社会传播你的研究、学术的计划。
刘:当然有。经常有人找我做博物学讲座,比如国家图书馆的文津讲坛,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博物旅游的讲座,在国家图书馆老馆,听众还挺多。从听众反馈来看,大家觉得还是非常重要,他们觉得对他有帮助,有时候,讲座可能会改变他的行为,他的爱好。

王:你的听众群体大概是什么年龄阶段的?
刘:都有,但中年人比较少,中年人都比较忙,两头多一点,小孩老人比较多。有孩子听,就有希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