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先前听到战争我还觉得讶异，可现在，革命从葛民的嘴里蹦出来已经显得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革命是改变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是暴力和剧烈的，”我复述着自己拍纸簿上的笔记，试图把思维理清楚，“你也提到了九万大山人民的惨重损失。你的确觉得，用那么多的生命作为代价的革命会比渐进的改良更加优越么？” “渐进的改良？你是说你来自的那个国家？”葛民的嘴角浮上一丝不屑。“如果撇开既有的经济基础来看制度本身，你就会毫不费力地发现受压迫者的苦难并不少哪怕一丝一毫。白领的奴隶也仍然是奴隶。这种所谓的渐进改良在那么多的国家发生了，可是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并不像你们过得那么富裕。”他评价说，“你在倒本为末。”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葛民这种很有表达欲望的采访对象并非记者们的最爱。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和引导，那么这篇专访顶多也不过是“赤旅”的布告栏的新闻周刊版。我必须从葛民天马行空的思绪里寻找出我所需要的素材，然后递给他，让他自己用一条合我意图的线索去组织起来。 毫无疑问，当葛民谈到“革命”的时候，那根足以穿起所有珠子的金链终于出现了。我压抑住心中的激动，皱起眉头，捻着手中的铅笔头，停止了记录。 葛民果然停下了激情澎湃的长篇大论，讥讽地望着我：“怎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对你来说太疯狂了？” “哦，”我如梦方醒似地摇头，“当然不是疯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只是……”我拖长了声调，“鹤瓶这样的根据地还有几个？” 葛民盯着我的眼睛，我坦然地承受他的目光。按照我的采访经验，这样的目光之下，就是他掏箱子底的材料了。葛民微笑了起来，他竖起食指，轻轻摇了摇：“你刚才说过，这不再是几个农民就可以揭竿而起的时代了。即使全国有三十个鹤瓶，也未必就能够把政府拉下马来。所以……鹤瓶只有一个，但是一个鹤瓶就够了！” “够了？”我重复他的话。 “够了！”葛民肯定地点点头，“导火索，只需要一根。” “你在假设一个巨大的炸药包的存在。”我提醒他，“大到几千鹤瓶山民就能引爆上亿人的怒火。这个假设是不是太大胆了？” “中国人发明了黑火药，上千斤的火药才能炸破一道城墙。”葛民突然转换了话题，我静静地听他说。“到了黄火药时代，几十斤就够了。如果使用现代炸药，你猜需要多少？”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一块，就这么大一块C4，足以炸破西安的古城墙。” “我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我笑道，“看来你用过C4了？” 葛民郑重地点了点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只是不知道我们有多少？” 我愣了一下，手中的铅笔停在了拍纸簿上！葛民所说的C4显然不是塑胶炸药。我毕竟还是没有一线记者的敏锐，竟然没能第一时间理解葛民的这个比喻。 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山民，即使受过粗浅的军事训练，即使能够凭借地利人和抵抗正规军的围剿，也绝不是他可以赖之“革命”的力量。他的王牌，绝不是阿木培甲那样的彝族孩子，而是消灭了军方突击队劫夺了陆航直升机的精锐外援。星星点点的细节摆在面前，葛民背后的势力已经呼之欲出了。我甚至怀疑阿光也清楚这个事实：与昆阳军区的围剿大军对抗的，其实正是来自军方内部的力量。然而，如果葛民的这些外援强大到了可以支持一场革命的程度，卷入了鹤瓶暴动的就不是军方的少数同情分子。 “那么……”我斟酌着言词，“你现在能炸毁怎么样的城墙？” “炸毁怎么样的城墙？”葛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看了我一眼，“当然了，游击队，天花病毒，现在居然还有大规模的内战……这都是热到爆的素材。” 我不理会他的取笑：“如果仅仅是这些素材，新闻周刊有得是拿普利策奖的大腕，你不用点名叫我来吧？”在一本过期杂志上看见我的名字或许只是意外，但是通过种种手段让我专程前来可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精彩！”葛民大笑着鼓掌，“罗师兄，真有你的。”他略一沉吟，“好吧，如果你是指首都的话，那么我所说的C4不会少于六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