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没有照片。”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对着电脑大喊，“我再重复一遍，什么都没有。现在军方连相机都不还给我，就算是那些采访笔记，也得到北京才能给你。” “……”长时间的沉默，我想象着地球那一头总编黑下来的脸。 “罗，”总编清了清嗓子，“你到新闻周刊已经快三年了……” “总编！”我打断了他，“我知道，我明白，如果我不知道又怎么会跟你提这样的要求?” “你知道还提？！”总编终于压不住怒火了，他的脸上现在肯定红得放光。“你要我用这个采访换下罗德里格斯的封面专题，没有问题，可你要我放一个没有经过查实的文章在新闻周刊上……罗，这是新闻周刊！！不是你以前那个什么什么东方东方的。我宁可错过世界上最重大的新闻，也不可能把无法确认的任何故事放到杂志里。我告诉你，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新闻周刊，任何一个美国主流媒体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的二踢脚放出来，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毫无疑问，总编也一定被这个困难的决定深深困扰，要不他根本不用在这里跟我发脾气。我把声调放得平稳了些：“是的，总编，我当然了解你所坚持的立场。可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法查实的故事么？我身边只有军方和情报部门的人，可我甚至无法获得任何一点证词，就连单纯说明他们军衔性命都不可能。即使是一个伪造的故事，也能找到些不相干的证词吧？我这里没有可以确认的东西，北京呢？华盛顿呢？鹰眼卫星图片公司呢？” “片子已经出完了，三个小时之后杂志就要付印，”总编的声调软了些，“你觉得我有这个奢侈花费十几个小时来为你这个几千字的故事寻求证据么？” “你有！”我肯定地说，“你知道七天以后会是什么局面。” 我清楚地听见总编叹气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才说：“罗，告诉我一件事，你真的相信赤旅的话么？” “我不能为赤旅的任何一个字背书，但我相信我写的每一个字。”我肯定地说，“我相信我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观察和判断。” “你打败我了。”总编说，“这也许是我整个新闻生涯中所做的最不职业的决定。” “也许是最职业的决定。”我说。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打败他的并不是我，而是执行总编自己的欲望。 “罗，我们的通话肯定被监听了。”总编在挂机前提醒我。 “当然。”我毫不怀疑。就算使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加密通信设备，这电波也会被很多人轻松截收破解。 我才关上SATFONE的界面，柳海光就走了进来,“通话完了？” “喂，”我苦笑了起来，“怎么说也是偷听，不用这么光明正大吧？” “行。”他头一点就往外走，“那当我没说，我叫美领馆那些人回去。” 我愣了一下：“等等等等，别跟我玩这个，什么美领馆？”昆阳是西南重镇，但是没有美领馆，最近的领馆也在几百公里外的川都。 阿光把手一摊：“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你现在真是出息了。我们刚到昆阳，驻川都的武官就飞过来接你了。” “就能接到我？”我傻傻地追问，这次专访牵扯出来的事情太大，我自己都没指望能在军方把我掏空之前离开昆阳。尤其是，我只不过拿了率卡，并没有转换国籍，美方其实没有足够的理由要人。 “要不说你出息呢？”阿光拍拍我的肩膀，“政治局常委直接电话过来要求满足美方的一切合理要求。政治局常委啊！你除了电视上几时见过一个真的？”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心里那无尽的谜团似乎亮了一点。难怪我这次的行程从头顺到了脚，看来中央对局势的严重性并非完全没有估计，把我这个小小的人情送给美方，不过是示好的一部分吧？ “得，说你胖你就喘。不用那么若有所思吧！你肚子那点东西也没值当我们那么用力去掏。早告诉你了，只要稿子照实写就够了。”阿光勉强的玩笑下面是沉郁的神色，我的心忽然痛了起来――我就这样避开将要发生打乱的祖国么？这是我的祖国啊！ “阿光。”我边整理那点简单的行李边问他，“说实话，真的动用生物武器了吗？” “过界了过界了！”阿光提醒我，“我可没问你什么离谱的东西。” 我把东西都塞到包里，直起身来：“你们连检疫都没给我做。” 阿光皱了皱眉：“你怎么知道没做？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我顿时想起了那个越野吉普，前面是阿光和他的人，我自己坐在封闭的后舱写稿子，那时候还以为是给我提供隐私。“那就是说……” “我可什么也没说。”阿光摇头，“你是个记者，应该自己去挖掘所有的可能性。” 我笑着回答：“这不正挖着呢？” “挖错地方了，”阿光爽快地回绝我，“我是个军人。” 我停下脚步：“阿光，你是不是真的没有质疑过……” 阿光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令人捉摸不定的悲哀：“如果质疑太多，军队就不用打仗了，不能打仗的军队还叫军队么？” 我想说内讧的军队算不算军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也是军区大院里的长大的，阿光这种职业军人的思维方式，我就算不赞同，也没有办法去攻击。 在国内倒没耽搁多久，一回到美国我反被拘起来了，没出旧金山机场就坐着利尔喷气直飞东岸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子。风景倒是极美，屋子正对着一湾碧蓝的大湖和茂密的森林，傍晚清晨，我都可以出来在湖边散散步，当然，总有人跟着。 难过的是这帮人压根儿不让我知道外面的消息，只是来回挖我在九万大山里度过的那十几个钟头。在我的一再抗议之下，一个越南裔的漂亮美眉才把那期新闻周刊拿给我。封面很简单，红色的公鸡状地图，明黄的大字标题 “RED VS RED”，亏他们想得出来。 “这样不成。”第四天头上，我跟头目模样的人抗议，“你们能问出来的问题总是有限的。把资料给我，让我自己想。” 头目犹豫地看着我。 我不高兴地说：“我有整整一个专题可以写，你们那些狗屎脑袋要是比我厉害，也去挣挣稿费看？”不是我看不起他们，做我们这行的其实和中情局吃得差不多是同一碗饭，只不过我们的线索少点，人员也少点，那就只好用脑袋来补。 头目给他的上司挂了一个电话，说了一会儿转头问我：“你要什么材料？” 我说：“你们关心什么？” “天花咯，”他说，“当然，那些军方的消息更重要。” “呆子！”我一点不客气地骂他，“先给我赤旅的资料。” “随便，”头目无所谓地挥挥手，“要是你杰出的大脑能比我们做出更了不起的分析。”所有的消息都是赤旅发出来的，当然应该在这个人身上先下功夫，很显然，中情局已经做了他们觉得足够多的功课了。但是这不一样，我才是见过赤旅的人，我甚至见过成为赤旅之前的那个人――葛民。 我现在才理解阿光以前跟我说的那句话“估计我的名字都在他们的档案上。”只不过，哪里是名字那么简单？我只知道葛民的姓名和他就读的大学，中情局就把他高中里的初恋女友都挖出来了。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也很想让中情局查查我的初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真正让我吃惊的是这个事实：葛民在中断研究生学业一年后，也曾经出国求学。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生物工程的博士学位，曾经轰动当地。考虑到做实验所必须耗费的时间，葛民的成绩就算不是后无来者也称得上前无古人了。然而，毕业以后葛民马上回国，却又没有继续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学界消失了。 “你怀疑那天花病毒不是政府军施放的而是赤旅自己搞得鬼？”越南美眉问我，她的名字叫阮氏梨，大路到了极点的名字，听起来可真不象她看上去那么漂亮干练。 我点点头。葛民是80年以后生人，应该没有接受过牛痘接种，但他左臂上有着明显的疤痕。阿木平甲左臂上溃烂的水泡更加清晰，完全是接种了不久的样子。若是政府军施放了天花病毒，葛民又是从哪里搞到的疫苗呢？就算他从患者身体提取病毒样本制作了新疫苗，且不论这工作是多么不可能，那么起码他不需要袭击军区总院劫夺医护人员和药品。这一切，在我看来，更象是葛民一个失败的实验。想到这里，忽然有个缥缈的心思闪了一下，正想要去抓，却听见阮氏梨说：“第一，赤旅手里不可能有天花病毒啊！” 不错， WHO在80年代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天花，目前只有俄国和美国保有天花病毒样本，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葛民的经历中都没有接触天花的可能的。 “九万大山在40年代初曾经爆发过天花，那么天花病毒会不会在某些条件下凑巧被保存了起来，”我想了想说：“天花不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吗？” 阮氏梨摇了摇头：“不可能在没有宿主的情况下生存。” 我说：“那最初是怎么出现的？” 阮氏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转换了话题说：“第二，如果赤旅想拿变异天花病毒作为武器，那起码应该修改成是现有疫苗失效的病毒。” 这次是我呆了一呆，强词夺理地说：“所以我说实验失败咯。”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那头目端着一杯桔汁看着报纸，很随意地对我说：“赤旅是有可能接触到天花病毒的。第三军医大学60年代曾经在贵滇省九万大山里设过一个171防疫研究所，是第三条防线系统的一部分，70年代中期因为发生重大事故关闭，后来就没多少人记得了。” “三线工程。”我纠正他，想想又夸了他一句，“你们真牛，连这都能查到。” “哦，报纸说的。”他冲我扬了扬手中的华盛顿邮报。 “报纸？”我眼睛都鼓了出来。 “各报都是头条”阮氏梨也附和着，走过来递给我一份华尔街时报。 我小声问她：“是不是我们说的每句话你都上报了？” “是啊，”阮氏梨理所当然地说，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注意尊重执法人员！” “好，我尊重。那你给我上报这句，我要求能看新闻能上网。” “没说不给啊？！”头目的耳朵真好使，隔着老长的餐桌瞪我，“你自己没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