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回首」之下的回首──讀鄭鴻生《青春之歌》（呂正惠）

                
                
一、
 
　　今下天午三點左右，我拿起鴻生《青春之歌》的打字稿本開始閱讀，不到十頁，我已完全沉迷於其中。吃過晚飯，略事小寐以後，立即接續下去。這樣，一直到了凌晨一點，終於讀完。掐指一算，至少用了八個半小時的時間。經過這麼長的全神貫注的閱讀，雖然頗有倦意，但正在全速開動的腦筋卻不肯休息。於是決定開筆寫這篇回應。
 
　　我所以有幸受邀來寫回應，原因不難索解。第一，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我進入台大中文系就讀，比鴻生高兩屆，完全是同一世代的人，成長的心路歷程非常相似。第二，我在大學時代就已認識本書主角之一的老錢（永祥），雖然交情不深，但總算認識。第三，我「看過」台大哲學系事件的一幕，勉強可以算得上目賭者。第四，本書的另一主角王曉波，以及本書常提到的陳映真現在跟我都是「中國統一聯盟」的盟員，他們都是我的「先進」，我或者可以對本書敘述的七年代初期出現於台大哲學系的右翼民族主義發表一點感想。
 
　　在正式進入回應之前，我想先說明一下讓我有前述第二、三點閱歷的媒介人物，即我的建中同班蔡禎文。他在一九六七年以第一名第一志願考上台大哲學系（他的分數可以上外交系）。因為他的關係，我先後見過、認識過當時台大哲學系的一些年輕教師劉福增、林正弘、葉新雲、楊樹同（我記得是他給馮滬祥的「邏輯」打零分，而且理由完全正當）；趙天儀教中文系邏輯課（必修），所以早就熟悉。我所深淺不等交往過的哲學系學生包括本書提到過的莫一予、鄭南榕、張景森、張復，當然還有老錢。本書未提的蔡禎文的同班，我還認識幾個男生，我已不記得名字了，當然沒有必要翻畢業紀念來檢拾，只記得有一人綽號叫「ㄎㄧㄢㄇㄥ」（擬其音，但不知其意。）我完全不記得是否見過現在大名鼎鼎的邱義仁，以及鴻生，因為有時候聚會的人相當多。
 
　　一般讀台大哲學系事件的資料都說，當時解聘了十三位教師，這當然沒錯，不過，寬泛來講，蔡禎文也是「受害人」。一九七三年蔡禎文服完兵役，回來唸哲研所（那時我是碩三，因為大學畢業後馬上進研究所。）蔡禎文一直很優秀，代主任趙天儀決定請他當助教，並且已經到辦公室坐班了，不過聘書還未發下。好像不到幾天吧，他跑來找我，說，他被趕出來了，因為主任突然換成孫志燊。我知道蔡禎文並不在意。他努力準備托福和GRE，得到極高分數，輕易拿到名校Temple哲學系的獎學金，第二年就出國，再一年改學電腦，棄哲學而不顧。
 
　　我跟哲學系這些師生都不算熟，原因很簡單：我是鄉下人性格，內向而沒自信，雖然極愛讀書，但也極容易佩服人，比我低一屆的老錢就是其中之一，我可能在高三或大一就聽過他的大名。其實，蔡禎文也並不很活潑（他出身桃園小商店之家），不是愛搞活動的人，他接近的是殷海光門下的純邏輯派，至於政治派的陳鼓應和王曉波他反而沒有交往。我的交往關係來自蔡禎文，鴻生的交往關係來自老錢（他可說是殷系政治派的最年輕傳人），這是我們的遭遇完全不同的原因。
 
二、
 
　　鴻生《青春之歌》敘述的是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在那苦悶與躁動的年代知識青年的成長歷程。那是從殷海光、李敖的自由主義與全盤西化論經由保釣運動的洗禮，終於爆發初期校園民主運動的時期。初期台大校園民主運動由於國民黨製造的台大哲學系事件，遭到全面的扼殺。經過大約三、四年的沉寂，社會（不是校園）全面興起鄉土文學熱潮與黨外政治運動，台灣社會整體鬆動。所以，鴻生所敘述的那一段歷程可以說是殷、李論述至七十年代大反叛時期的過渡，可以視為前一階段的結束，也可以視為後一階段的開端。從它的主要領導人（陳鼓應可以代表老師、錢永祥可以代表學生）的後來發展來看，它的性質更近於殷、李系統的結束。
 
　　七十年代鄉土文學運動的開動者與指導者已換成唐文標與陳映真等人，他們的左翼色彩比陳鼓應、王曉波更為鮮明，他們的「中國意識」也比前期更為具體而清晰，他們的反帝色彩與第三世界論述也更為全面而大膽。不過，不可否認的是，在陳映真出獄之前，校園保釣運動與民主運動已替陳映真的舞台打下了一些基礎。所以，也很難否認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等人對七十年代思潮所具有的先導作用。 《青春之歌》在揭示這一段歷程時，更大的貢獻在於：它告訴我們，在保釣運動終於發展成左翼運動時，一批既反國民黨，但又不熱中於保釣、反帝、民族主義的右翼反對力量也正在集結（以孫慶餘為代表）。在哲學系事件之前，他們不惜與國民黨黨國體制合作，以「扣紅帽子」的方式打擊左翼民族主義勢力。
 
　　進入鄉土文學與黨外運動時期，由於以陳映真為代表的左翼影響力太過強大，這一股右翼反對力量不太引起注意（我不清楚他們在這段時期是怎麼走過來的。）不過，據我推測，他們許多人應已投身於黨外政治運動。可以肯定的是，當黨國體制大力圍剿陳映真、王拓等人，並準備以「扣紅帽子」（這時以彭歌、余光中最為突出）抓人的時候，這一股右翼反對者表現得最好的，也不過是置身事外、作壁上觀而已。
 
　　鄉土文學論戰結束（一九七八），黨國體制遭到挫敗，未能撲滅鄉土運動的左翼。接著就發生美麗島事件（一九七九），黨國企圖以武力與軍法大審消滅黨外政治運動，但也未能得逞；因為，軍法大審結束不久的一次大選，受刑人家屬全部以最高票當選。然後就是民進黨組黨、解嚴、李登輝體制建立、黨國全面解體。這些都是八、九十年代的事。
 
　　進入九十年代，黨外政治運動既已站穩腳步，右翼的知識、文化人即開始圍剿陳映真等人。憑藉著越來越雄厚的政治力的後援，憑藉著人多勢眾，陳映真越來越孤立，以《夏潮》雜誌為核心的左翼知識圈逐漸渙散，不少人轉為右翼（如林瑞明、宋澤萊），不少人淡出（如吳晟、林戴爵）。事實上，以我個人的經驗來回顧，在李登輝體制尚未完全確立前（即黨國體制的年輕一代還沒有脫黨組新黨，李煥、郝柏村、許歷農尚未完全靠邊站之前），七十年代盛極一時的左翼知識圈基本上已解體了。
 
　　《青春之歌》挑起我的一些回憶、彌補了我經驗上的一些空白區，再加上自己的親身體驗（主要是七十年代以後），就這麼簡略的為六十年代後期至九十年代中期，台灣文化知識的變遷劃了一個草圖，以作為底下繼續討論的基礎。
 
三、
 
　　整體回顧這一段歷史，有兩件事最為怵目驚心而引人深思。第一，當哲學系事件落幕時，鴻生認為，台灣的自由主義已經死亡，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判斷。但，為什麼在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自由主義與全盤西化論會在一夕之間灰飛湮滅呢？第二，在七十年代鄉土文學的高潮期，誰不談鄉土、談關懷下階層、談殖民經濟呢？但，為什麼這麼龐大的聲勢，會在右翼台獨論的攻擊下（他們的論述在理論上很難圓融），輕易的潰散呢？以我個人的體會來回答這兩個問題，是這一篇回應的重點。
 
　　五O年代初期，國民黨殘餘政權在島內進行的白色恐怖政治整肅行動基本結束，島內的一切「傾共分子」（不分省籍）完全消失。但是，也不能純以軍事武力作後盾來進行長期的恐怖統治，新的黨國體制另一方面也進行土地改革與經濟建設，以改善自太平洋戰爭歷經接受混亂期極其凋弊的民生條件。在當時沒有人有能力反抗的情況下，黨國可以放手去做，並接受美國的指導與美援的支持。這樣，台灣就逐漸現代化與經濟起飛了。新的黨國體制的教育則分兩個方向進行：一、宣揚封建的中國文化（這是五四運動所反對的），即「道統觀」；並教導經過「修改」後的三民主義，以及「仇匪恨匪」思想。二、現代化教育，即西式的適合經濟發展的各種學術和觀念。很明顯，第一方面不能得到人心，因為這個政權先天上不受歡迎，聰明而有思考力的知識分子當然想要以政治民主、自由來取代第一方面，讓它能和現代化的知識教育合拍。殷海光、李敖是這些人
的喉舌，他們思想在六年代的盛行和台灣經濟的起飛平行而進，完全合乎情理。
 
　　但是，保釣運動的突然爆發讓這種思考模式的弱點開始暴露出來。保釣促發了很久以來不再宣講的民族主義，它和全盤西化論明顯有矛盾。其次，保釣運動受到六十年代末期反越戰及西方青年學生「新左」反叛運動的影響，意識到美國式的帝國主義，開始懷疑自由主義，思想左傾，這顯然和殷、李的論述不合。在《青春之歌》中，鴻生也表達了他們企圖融合殷、李論述與保釣新思潮的思考進程，他們以為解決了其中的矛盾，事實不然。這個問題到鄉土文學時期及其後的發展中會更暴露出來。
 
　　以孫慶餘為代表的右翼反對派更清楚的意識到保釣新思潮的危險性。他們反對民族主義，不願意看到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的侵略本質，同時，由於害怕中共（或中國）的潛在威脅，因此不惜與他們所反對的黨國合作，不擇手段必欲去左翼民族主義而後快，他的「右翼」本質也就完全暴露出來。
 
　　不過，當時的思想上的反對運動還只局限於校園，而左翼也在右翼配合黨國的攻擊下迅速瓦解，所以，許多問題還沒有深入思考就胎死腹中了。
                
                
 
四、
 
　　七十年代全面反對黨國的運動終於爆發了，在政治上，是重新整合的黨外運動，在思想上，是重新出發的更為左翼的鄉土文學運動。置身於其中的人，真是目迷五色，興奮、焦灼、失望之情交替，只是追著勢頭跑，來不及冷靜思考。很多事情只有在事過境遷許久之後，才慢慢領會過來。
 
　　事後回想起來，七十年代進步的知識分子在感情上是蠻充實的。鄉土文學思潮滿足了他的左翼關懷（回歸本土——不再西化、關懷下層——不再知識分子本位、反殖民經濟——不再盲信美國）。那麼，殷、李體系的自由、民主哪裡去了，那可以在「行動」上的黨外運動找到。打倒黨國，自由、民主就有了。而黨國正在誓死反撲，思想和行動上的兩派都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只有合作才能生存。這時候不可能出現類似孫慶餘式強烈反擊左派的情況。
 
　　七十年代末黨國分別對思想、行動兩派進行大反撲，但都失敗了。情勢既已逐漸澄清，左翼的末日也就到了。批判陳映真運動的輕易成功，不在論戰的高下，而在社會本質和情勢。
 
　　我們可以說，當時反對派的實力派是在於黨外的政治人物。他們有地方基礎、有台籍中產階級的經濟支持、有省籍矛盾作為最簡單易解的訴求。最後，當他們組黨以後，還暗中聯合地位未穩的李登輝來鬥舊黨國派。他們是「中小企業」的意識形態派，眼光不夠遠大，重視眼前實利。他們絕對不可能思考：以跟中共政權和解的方法來釜底抽薪地徹底解除舊黨國派（他們當時與中共尚有誓不戴天之勢）的復辟可能。他們長期受美國影響，跟美、日聯合體制有千絲萬縷的關連。長期恐懼「共產」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太瞧不起中國，完全不能了解、預見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也無法思考台灣經濟的未來應何去何從。在這種情勢下，「台獨」是他們最可能的方向選擇。
 
　　鄉土文學陣營的本省籍知識分子，不可否認已潛藏（那時候還不能表態）一些具有台獨思想的人。但我相信，大部分是像我一樣的混沌不分派。隨著批判陳映真的擴大化，大部分都或先或後的轉換旗幟，他們是美式教育下的「中小企業」知識分子，很難有第二種想法。對他們來講，「左」的關懷即等於對台灣本土的一切的關懷，他們可以「問心無愧」的宣稱自己還是「左派」。他們愈來愈不掩飾他們對百年來備受侵略之苦的大陸人民的「藐視」（他們對日本的侵略中國與朝鮮毫無感覺），而且，不認為這種態度有違「左派」立場。他們以「中國」是「帝國主義者」、想「併吞」台灣這種藉口來遮掩這種「極右」的立場。
 
　　把這種其實「極右」立場的台獨知識分子跟保釣殘餘的極左派加以對比是極有意思的。這種極左派自文革結束以後，就認為中國社會主義已「走資」了，他們拒談統一，只想繼續「左」下去。跟這一想法極其類似的是，後來發展出來的，像陳光興那種「在地的國際主義派」，他們拒談民族主義，不管它是「台灣民族主義」，還是中國民族主義。
 
　　這樣，分化以後的鄉土文學陣營大致可以分成三大派：
 
    1.台獨派（其中一部分仍自認為是「左派」，就說是「台獨左派」吧）。
    2.極左派（可以包括其後出現的所謂國際主義左派）。
    3.左統派。
 
可以想像，這距離六十年代殷海光、李敖時代的自由主義和全盤西化論有多遠，又距離《青春之歌》所描述的，以陳鼓應、王曉波、錢永祥為代表的「左翼民族主義派」（企圖調和殷、李與保釣思想）有多遠。
 
　　我覺得，不管你是台灣的那一種「左派」，總要認真而嚴肅的思考一個問題：你怎樣以「左」的立場，來考慮中國近百年的遭遇。現成的答案有兩個。第一：中國是永遠落後、愚昧的大國，只想併吞人家。這是台獨派說的。這是「左」的立場嗎？第二：中國原來是「革命」的，現在「走資」了。按照這種理論，「文革」是對的。以他們的邏輯，我們只好問問這樣的評論合乎「歷史唯物論」的原則嗎？還是，我們應該繼續搞「世界左翼革命」；但怎麼「搞」呢？是陳光興所說的「在地搞」嗎？既然是「在地搞」，那麼，是應該「反」台灣在地最大的「右翼」勢力「台獨派」，還是應該支持台灣的工運而不談「統、獨」（如有些時候鄭村棋、林孝信等人的主張）。按照這種主張，就應該反「台灣資本主義」，但你能反「台灣資本主義」而不反「美、日資本主義」嗎？他們不是連結在一起的嗎？
 
　　事實上，這兩種看法都企圖把「中國」撇在一邊，「存而不論」，都沒有按「歷史唯物論」或「世界體系」的觀點來「正視」中國近百年「後進」及「革命」及「後革命」的「現實」，並把它放在「現代世界史」的範圍內去回答其「歷史意義」。逃避這一個問題，而還號稱自己是「左派」，實在很難讓人心服。我曾經以不同的陳述方式來問陳光興這個問題，他表示，這確實是個問題，可以再考慮考慮。
 
　　我們可以拿這種方式來企圖定義台灣的左統派：他們正是努力想要回答這一問題的人，而且是站在「中國人」（當然包括台灣人）的立場上來回答或思考這一問題。而且，這主要還要充分注意「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現實問題。我們不能說，因為他們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還不一致、或者還有許多困惑，就說他們「自欺欺人」，「逃避問題」等等。他們非常清楚地知道：這是非常複雜的問題，必須面對，無可逃避。而其他所有的各種「左派」，對這個問題或者「存而不論」，或者「視而不見」，或者「鄙夷之」，認為是「中華帝國主義」或「大漢沙文主義」作祟，如此等等。
 
　　我前面提到，本文的主體企圖回答兩個問題：為什麼自由主義會在六、七十年代之交灰飛煙滅？為什麼七十年代的左翼鄉土文學進入八十年代以後不堪一擊？現在可以提出答案了——我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而可笑」，亦即，這兩大潮流中的絕大部分人都拒絕真正面對「中國」這個「巨大的歷史現實」問題，所以一切的思考都是無效的。
 
五、
 
　　在提出這麼一個「荒謬可笑」的答案之後，我想再回到文章開頭的「半抒情」筆調，以結束這篇對《青春之歌》的回應。
 
　　蔡禎文引介我認識的台大哲學系學生中，我跟鄭南榕算是比較熟的。當時他跟女朋友（現在大名鼎鼎）同租一處房子，在台大附近，哲學系同學常去，我至少去過兩、三次以上。有一年暑假，蔡、鄭兩人突發奇想，公開招生補習數理邏輯。那時候，台大哲學系插班考試要考這科，而外校多半不開，有心考不知如何學習（你只要想像，馮滬祥居然在碩士班學科考邏輯一科拿零分就可以了。）他們兩人的想法有「現實基礎」，來「惡補」的人不少。蔡禎文跟我講，我覺得有趣，去「免費」旁聽。上課地點在文學院會議室（你能想像嗎！）他們兩人的推理腦筋真是一流的，我只有佩服的份。很可惜，我忘了問蔡禎文，他們總共賺了多少錢。據說，當年轉學考錄取的幾乎全是他們的「臨時學生」，真可謂「名師」出「高徒」，他們兩人的數理邏輯在同學中實在太突出了。很可惜，後來台灣複雜的政治發展，不按數理邏輯清晰而「必然」的方式展開。
 
　　這個思路細密清晰的鄭南榕真是讓人印象深刻。據蔡禎文轉告，葉新雲的評論是：極端冷靜，是一流「刺客」人選。後來他成為黨外雜誌的著名主編，後來為「宣示」他的「台獨」理念壯烈引火自焚（我記得他好像是眷村子弟）。看到報紙大篇幅報導他的死，讓人忍不住有一股悽悽之感。
 
　　再說，蔡禎文出國留學以後，有一年（九十年代初期）我唯一一次去美國開會，就在他所住的加州。會議結束後，我這個完全不會講英語的人，按他一貫的清晰說明，獨自坐幾小時的火車去找他。當天晚上我們一夜未睡，第二天一大早他開兩、三小時的車送我到機場。他的談話內容的主體是這樣的：當他決定從西岸到東岸就業時，同時決定入美國籍。他買了一輛旅行車，全家一路從西開到東，以具體的認識他即將加入的這個國家，並且選住了一個非華人區。我則說明七十年代以來的思索，並仔細分析自己是如何認識現代中國的。我們以邏輯的清晰相互交換彼此的認同選擇，並且有一點黯然、有一點匆遽的分手了。這幾年我們沒有再相互聯絡過。
 
　　最荒謬的一件事例是這樣的：有一年（九十年代後期），我們左統派應邀參加大陸主辦的一個重要儀式，並且在一次酒宴中，赫然發現，連我在內的部分人跟連馮滬祥在內的部分舊黨國派居然同桌。我們彼此之間多半認識對方（想想看，在八、九十年代的台灣我們只可能在什麼場合認識對方），我們彼此尷尬不已。我們這邊決定不打招呼、不寒喧。但開席以後，馮滬祥居然向我們一一敬酒。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只好向他們一一回敬。
 
　　歷史應該怎麼看待呢？這個問題恐怕很難想。我現在受《青春之歌》的牽動（想想看，我一口氣閱讀了八個半小時），又有一點想念蔡禎文和鄭南榕了。祝願他們一個身體健康，一個靈魂得到永遠的安息。
 
此文原刊載《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四十二期，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