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佩:吃的故事
如果长大后,我看到志愿者们拍下的我们饕餮的照片以及我在账目本上按下的小小的手指印,
我会羞愧难当。
吃能带来愉悦与温暖,但也会带来羞辱与心寒,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将来我也一定让我的孩子明白这一点。
文/王佩
发生在“大跃进”之后几年的惨剧,见诸县志的记载,更存在于上一辈人的记忆中。我就经常听母亲讲起这段历史。在家乡,人们管1959至1963年这4年叫做“挨饿的时候”,而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众所周知。
春节回家,跟舅舅聊起这段历史。他告诉我,他们村之所以饿死人,完全是当时的大队书记蛮干胡来造成的。本来,我姥姥家的村庄,耕地虽谈不上肥沃,但人均面积足够大,哪怕搞人民公社,哪怕庄家烂到地里不收,都不会存在断粮的问题。然而,上层作出一个决策,让他们村跟邻村合并,村里的大队书记为了取悦公社领导,同时也为了个人私利,竟私自做主把1400亩土地白白划给了邻村。结果灾荒逼近,土地骤然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人间惨象,也在我姥姥的村里上演。
在那一口食物决定人生死的日子,最能见证人性。母亲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姥姥家虽然没有断粮,但粗茶淡饭,勉强苟活于乱世而已。那时母亲只有十来岁,睡在同村的一个嫂子家里。夜里,嫂子说,锅里给你留了东西,你自己去看。母亲揭开锅,一阵浓香飘过来,那是一碗羊头肉菜汤。原来,这家人花了五毛钱买了一个羊头,掺上野菜做了一锅汤。这位嫂子不忘母亲,给她留了一碗。
直到今天,母亲回忆说,那是她一生中吃过的最香最香的一顿。这一顿羊汤的恩情,母亲一辈子都忘不了,每到年节,她都会带着礼物去看望这位嫂子。
每次讲到这里,父亲就在旁边帮腔说:“你真要感谢嫂子,那碗羊汤救命啊!”父亲这么说是有原因的,跟母亲相比,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一个消息不胫而走,使得当时父亲村子里的每个孩子都很兴奋。生产队中午饭要发新打下的高粱面做的窝头。虽然每个社员都只有一个,但是对于长期吃糠菜的孩子们来说,至少尝上一口窝头不再是很奢侈的梦想。因为,生产队里几乎每个成年劳力,都会把窝头至少带一半回家,分给自己的孩子们;有人甚至一口都不舍得吃,把整个窝头都带回家。
父亲当年只有12岁,从上午开始,他就悄悄地在高粱地边拔草。他知道,隔着一片青纱帐,我爷爷就和队里的社员们在那边干活。他仿佛已经闻到了高粱窝头的香味,拔草的速度就更快了。
等父亲到了地边,看见送饭的大伯已经挑着扁担离开,社员们又开始干活,有的小朋友已经啃上了香甜的窝头。他远远地望着我爷爷,而爷爷却似乎没看到他,低头干活。他忽然明白了,我爷爷已经把整个窝头全吃了,连一口都没给他留。
对于我自己来说,从5岁起,我记忆里就残存了一种芳香难言的味道,直到15岁那年重新吃到它,我才知道那是香蕉的味道。那是我的舅姥爷从广东带回来的,我分到了一只,难怪那味道永远驻留在我记忆里。
那时候农村物质贫乏,能吃到肉和蛋的机会不多,馋是难免的。最馋的一次记忆,是解放军到我们村口拉练,支起大锅,辣椒炒鸡蛋,那个香啊。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围观的小伙伴们,也没有人会接受解放军递过来的大白馒头夹炒辣椒。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管那叫“要饭”,是极不体面的行为。
不但“要饭”不体面,“赶吃的”也是被父母明令禁止的。所谓“赶吃的”就是在别人做好吃的时,恰巧到人家里串门,这样主人必然会让你坐下一起吃。如果当真吃了别人的,被家长知道会招致一顿暴打,因为有这样习惯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通常会被全村鄙视。所以,我小的时候,无论谁给吃的,都条件反射般地拒绝,除非自己的家长点头同意,才慢慢腼腆地接过来。
那时候我才明白,尊严是穷人最后的存折,丢了,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我小的时候,村里来一群志愿者,给我们杀猪分肉吃,看到大家一拥而上,也许我也会端起一碗肉蹲在地上吃。但是如果长大后,我看到志愿者们拍下的我们饕餮的照片以及我在账目本上按下的小小的手指印,我会羞愧难当。吃能带来愉悦与温暖,但也会带来羞辱与心寒,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将来我也一定让我的孩子明白这一点。
王佩
博客博主
现居杭州从事传媒行业
白板报
《博客天下》总56-57期
我会羞愧难当。
吃能带来愉悦与温暖,但也会带来羞辱与心寒,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将来我也一定让我的孩子明白这一点。
文/王佩
发生在“大跃进”之后几年的惨剧,见诸县志的记载,更存在于上一辈人的记忆中。我就经常听母亲讲起这段历史。在家乡,人们管1959至1963年这4年叫做“挨饿的时候”,而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众所周知。
春节回家,跟舅舅聊起这段历史。他告诉我,他们村之所以饿死人,完全是当时的大队书记蛮干胡来造成的。本来,我姥姥家的村庄,耕地虽谈不上肥沃,但人均面积足够大,哪怕搞人民公社,哪怕庄家烂到地里不收,都不会存在断粮的问题。然而,上层作出一个决策,让他们村跟邻村合并,村里的大队书记为了取悦公社领导,同时也为了个人私利,竟私自做主把1400亩土地白白划给了邻村。结果灾荒逼近,土地骤然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人间惨象,也在我姥姥的村里上演。
在那一口食物决定人生死的日子,最能见证人性。母亲就遇到这样一件事。
当时我姥姥家虽然没有断粮,但粗茶淡饭,勉强苟活于乱世而已。那时母亲只有十来岁,睡在同村的一个嫂子家里。夜里,嫂子说,锅里给你留了东西,你自己去看。母亲揭开锅,一阵浓香飘过来,那是一碗羊头肉菜汤。原来,这家人花了五毛钱买了一个羊头,掺上野菜做了一锅汤。这位嫂子不忘母亲,给她留了一碗。
直到今天,母亲回忆说,那是她一生中吃过的最香最香的一顿。这一顿羊汤的恩情,母亲一辈子都忘不了,每到年节,她都会带着礼物去看望这位嫂子。
每次讲到这里,父亲就在旁边帮腔说:“你真要感谢嫂子,那碗羊汤救命啊!”父亲这么说是有原因的,跟母亲相比,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有一天,一个消息不胫而走,使得当时父亲村子里的每个孩子都很兴奋。生产队中午饭要发新打下的高粱面做的窝头。虽然每个社员都只有一个,但是对于长期吃糠菜的孩子们来说,至少尝上一口窝头不再是很奢侈的梦想。因为,生产队里几乎每个成年劳力,都会把窝头至少带一半回家,分给自己的孩子们;有人甚至一口都不舍得吃,把整个窝头都带回家。
父亲当年只有12岁,从上午开始,他就悄悄地在高粱地边拔草。他知道,隔着一片青纱帐,我爷爷就和队里的社员们在那边干活。他仿佛已经闻到了高粱窝头的香味,拔草的速度就更快了。
等父亲到了地边,看见送饭的大伯已经挑着扁担离开,社员们又开始干活,有的小朋友已经啃上了香甜的窝头。他远远地望着我爷爷,而爷爷却似乎没看到他,低头干活。他忽然明白了,我爷爷已经把整个窝头全吃了,连一口都没给他留。
对于我自己来说,从5岁起,我记忆里就残存了一种芳香难言的味道,直到15岁那年重新吃到它,我才知道那是香蕉的味道。那是我的舅姥爷从广东带回来的,我分到了一只,难怪那味道永远驻留在我记忆里。
那时候农村物质贫乏,能吃到肉和蛋的机会不多,馋是难免的。最馋的一次记忆,是解放军到我们村口拉练,支起大锅,辣椒炒鸡蛋,那个香啊。但是即使这样,我们围观的小伙伴们,也没有人会接受解放军递过来的大白馒头夹炒辣椒。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管那叫“要饭”,是极不体面的行为。
不但“要饭”不体面,“赶吃的”也是被父母明令禁止的。所谓“赶吃的”就是在别人做好吃的时,恰巧到人家里串门,这样主人必然会让你坐下一起吃。如果当真吃了别人的,被家长知道会招致一顿暴打,因为有这样习惯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通常会被全村鄙视。所以,我小的时候,无论谁给吃的,都条件反射般地拒绝,除非自己的家长点头同意,才慢慢腼腆地接过来。
那时候我才明白,尊严是穷人最后的存折,丢了,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我小的时候,村里来一群志愿者,给我们杀猪分肉吃,看到大家一拥而上,也许我也会端起一碗肉蹲在地上吃。但是如果长大后,我看到志愿者们拍下的我们饕餮的照片以及我在账目本上按下的小小的手指印,我会羞愧难当。吃能带来愉悦与温暖,但也会带来羞辱与心寒,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将来我也一定让我的孩子明白这一点。
王佩
博客博主
现居杭州从事传媒行业
白板报
《博客天下》总56-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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