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葛民，是在凌边县教育局的会议室。 我记得那是间挂满了陈旧褪色锦旗的房间，下午的阳光从窗户的铁栅栏中间奋勇地冲进来，把暗红的坑坑洼洼的桌面照得明亮无比，以至于围坐在桌边的人都显得面容黯淡――除了葛民，他正腼腆地对着窗户坐着，一副大眼镜反射着阳光，象手电筒一样，随着他头颅的转动，在对面的人脸上烙下一块一块的光斑。每个人都因此显得尴尬，当葛民的眼镜片反光终于落到教育局长的脸上时，终于有人谨慎地提出了反对意见。葛民慌忙脱下了眼镜，脸红得象“猴子屁股”——教育局长开玩笑说，众人的哄笑声里，我看见葛民脸上的红色慢慢变成了黑紫。那时候他还年轻。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 我刚从学校毕业，在《东方周刊》做实习记者。《东方周刊》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一向以特立独行著称。因为背靠着中央某部这棵大树，周刊的报道风格十分尖锐，号称“敢于揭露社会阴暗面”“以舆论监督，法治精神、人文精神启蒙为己任”。刚出校门的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很有些“铁肩担道义”的冲动。到凌边的这次独立采访是我争取来的。带我的老编辑当时正在广营调查“希望工程”款被贪污的案子，我提出来采访一个民间支教组织的活动做为对照。主编让我自己找，我就找到了“心灵灯火”在凌边的这个建校项目。电子邮件联系了一下，这个项目的负责人葛民居然是我母校的研究生，而且正好又要去牛屎沟调查建校成果，于是约好了在凌边县碰头。 葛民就是“心灵灯火”北京组的一个义工。他不过是一个研一的学生，却已经是“心灵灯火”的国内骨干，几年来很跑过一些地方。凌边县牛屎沟的这个建校项目就是根据他的建议成立的。牛屎沟是个高山村落，离最近的中心小学也有近二十公里的山路，村子里的五十多个孩子都处于失学状态。“心灵灯火”决定出钱在牛屎沟建一个小学，同时也可以解决附近村落的孩子就学问题。问题是没有老师，牛屎沟不是凌边的编制内学校，也就没有相应的经费。葛民倒是找到了一位肯吃苦的当地中专生做老师，村民们负担他一个月一百元的代课教师工资。可是这样的师资教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是不认可的，牛屎沟的孩子们不能参加正规的小学毕业考和初中升学考。葛民试图和教育局商量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一个下午的讨论也没有达成一个双方满意的结果。 日头将西的时候，教育局长把手一挥：“问题复杂，咱们吃了饭继续讨论好不好？” 方才的会，两面意见争执不下，气氛已经有点紧张了，听见局长这句话，大家的神色都是一松，只有葛民皱了皱眉头。 局长笑道：“小葛同志，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饱饭怎么有力气继续工作？咱们这是工作餐，就在食堂里吃。” 饭倒真是在食堂里吃的，说是工作餐还是谦虚了些，然后档次真是说不上。大家围着圆桌坐定，食堂里的大师傅就开始往上摞盘子。凌边毕竟是国家级贫困县，所谓的好菜无非就是鸡鸭鱼肉，红艳艳地一大盘一大盘堆在那里。桌子边一箱本地的白酒“百花河”。我印象里，似乎除了小时候过春节，就再没见过这样荤腥的台面，那双筷子都提不起来。当地的官员老师却都很振奋，脸上微微挂了笑意。我看了葛民一眼，他似乎有些不适，脸色越来越白了。 菜上齐了，教育局长把酒杯端起来，对着小葛说：“我们凌边是穷地方，说真的，咱们凌边的这些老师校长都没怎么见过省里来的同志，更难得有北京来的贵客。小葛同志来为咱们穷山沟的教育出力，我们这些当地的父母官真得是感激啊!”这位教育局长声音宏亮，说话很有感染力，陪同的干部老师都连连点头。局长对小葛说：“咱们山里人也不会虚的，多余的话没有，我先干为敬。”说着果然一口气连干了三杯。众人拍手叫好，都转脸去看葛民。 葛民端起了酒杯，脸色非常难看，似乎象是想把酒杯拿到嘴边，却又微微颤抖。忽然，他把酒杯往桌上一顿，杯中的“百花河”都洒了出来。他也不管，指着这一桌酒菜，大声说：“民脂民膏！民脂民膏！！”说完，站起身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那只酒杯被他袖子一带，在桌上滴溜溜转了两圈，“啪”地一声，落在地上，砸得粉碎。 食堂里忽然寂静一片，人人脸上都是“难堪”二字。好一阵子，教育局长苦笑着对我说：“罗记者，这桌饭是我自己掏的腰包……” 第二天，葛民带我一起上山去牛屎沟小学。凌边县政府驻地到牛屎沟还有七十多公里。坐了一个半小时的摩的，到了中心校，公路没了。葛民让那摩的司机给找匹马来。我有些不以为然，问葛民能不能自己走上去。葛民看看我的行李，摇头说不行。出来的时候，我也做了些准备，带了两箱书和文具。可这里离牛屎沟不过二十多公里，我是经常野营徒步的人，和葛民分担一点，这点路应该走得下来。葛民只是摇头说不行，我也有点来火，想想采访还没展开，只好又压了下去，由他作主。 进山没多远，我就知道葛民说的不错。这路根本只有马能走。下雨以后，驮马再这么一踩，整条山道泥泞不堪。走了没多远，我的登山靴就有三四斤重。二十公里的山路，我们走了整整六个小时。牛屎沟也跟我想象的村庄大不相同，三十来间木屋零星散落在山谷里，每家之间差不多都还有半里路。葛民说这山里雨水大，大家都住山坡上。为了避开山洪，小学也在高处，从这里上去还要走半个小时。 我在村口的小桥上坐了半个小时才缓过气来，对葛民说：“这鬼地方，哪里有教师肯来？”国家规定中小学正规教师月收入一千，这地方不但偏远，而且没水没电，给三五千也未必找得到愿意来教书的老师。 葛民说：“正规教师不肯来，我们也是知道的。可是给代课教师一点帮助，也是可以的啊！” 原来现在牛屎沟这位代课老师的工资是附近三个村落共同负担的，每家每月出一块钱，一共是一百多一点。牛屎沟小学有一百多孩子，分了两个班，所有的课程都是这位代课老师一个人教，基本属于全脱产教学。一百块的工资，实在是仅能糊口，所以学生们课余都还要帮老师做些农活。 我想了一想，说：“凌边县连正规教师的工资都发不出，代课教师不是只有牛屎沟一家，县里统计有两百多人，一个人补贴一点，那就大了。” 葛民“哼”了一声说：“你知道心灵灯火建牛屎沟小学花了多少钱？三万。两间教室，一个厕所，基本都是村民出的义务工。昨天晚上那顿饭多少钱？我打赌没有三百下不来……” 我打断了他说：“葛民，那顿饭，其实是局长自己请的。你们心灵灯火是海外基金，你又是北京来的，县里面确实很重视。” 葛民摇头说：“罗师兄。你是东方周刊的记者，局长还敢说用公费请客么？你下乡少不知道，这里是真穷，干部老师都穷，没有多少福利，真的就是图这么一顿饭。上面下来一个人，陪饭的就能有十几个。虽然是贫困县，一年吃下来，也有两三个牛屎沟小学了。” 我笑了笑说：“葛民，你是学生化的，你说，体细胞和体细胞是可以互换的么？” 葛民楞了一下。 我说：“沉没成本是不能拿出来考虑的。你们做民间助学，需要的是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对抗的态度只会让事情更糟糕。” 葛民叹了口气，说：“也好，不说钱的问题。可是，让牛屎沟的孩子们参加中心小学统一考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吧？现在牛屎沟没有正规师资，咱们也知道不可能在这里养得起正规师资，但是牛屎沟的孩子们怎么办？没有资格参加国家统一考试，以后也不能念初中。他们有多冤枉。” 我也叹了口气，这个问题真是麻烦。一间学校没有正规教师，当然也就不是一间正规学校，按照今年新出台的教育法规，为提高教学水平，这类学校和代课教师都属于清退范畴。说实话，凌边县教育局也算配合了，不仅对牛屎沟小学违规办学睁一眼闭一眼，而且还帮助订购教材，安排代课老师在中心校旁听以提高水平。可是，给牛屎沟小学拨款，接受孩子们参加统考，以及为代课老师提供正式进修之类的事情，都属于不能跨越的硬杠杠。要他们在这些问题上配合也确实为难。 想了一遭，我也想不到什么宽解的话，只有干巴巴地说：“牛屎沟这个案子，对于这里的孩子是百分之一百，按凌边县算就只有个零头，别说再往高里数。葛民，说心里话，我到东方周刊才半年，见的官员不少了。凌边教育局长这样的，别的不说，已经算得上肯花力气做事肯负责的官了。难听点说，这要是在沿海地区，你算哪根葱，要教育局长请你吃饭？” 葛民呆滞地望着青翠的大山，喃喃地说：“肯负责肯做事的人，也只能做到这样。若是换成别人，那可该怎么办？” 牛屎沟的稿子被主编压下了。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本来是想反映民间助学机构的工作效率，结果变成了教育政策的矛盾，这是明显的跑题。 不过主编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很感兴趣，要求我深入下去把这个稿子扩展开，单独写一个关于农村教育政策的探讨。我也很振奋，去找葛民了解更多的情况，但始终没有跟他联系上。后来，“心灵灯火”的其他义工告诉我说，葛民从那次牛屎沟回来就辞职了，据说书也不念了，申请了停学，要在国内贫困地区走一年，写一个什么报告。 没多久，主编因为经济问题坐了牢，部里来了新主编，上手就是整顿作风，说《东方周刊》的视角偏激，不利建设和谐社会，要求全面审核专题取材。我的农村教育政策项目当然随之下马。新主编能力非常强，三个月之后，《东方周刊》就成为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一家娱乐周刊，以刊载群众喜闻乐见的八卦消息为主要卖点，销量也有了明显上涨。 我和原来的一班记者编辑颇觉得“廉颇老矣”，就拿了杂志社提供的不错的红包，各奔东西了。接下来的一两年，在国内媒体转战了一阵子，终于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去美国念了两年传媒，去给《新闻周刊》打工。

回国探亲的时候，过去的同事听说我在《新闻周刊》干活，眼神顿时就不一样了，感觉是背后有大牛撑腰。其实真是天知道，头一两年，我在《新闻周刊》干的活主要就是文稿核实、背景调查什么的，挂着一个记者的名头，能登出来的东西并不多。这里一方面是非母语写作确实存在一些障碍，更主要的还是思路跟“东亚专家”的多有不同。一来二去，我就不再关心亚洲时政，转去专攻财经了，倒也小有成绩。 然而，命运总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敲门。 这一天的半夜，传呼突然叫了起来，我睡眼惺忪地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原来是执行总编的号码。睡意一下就没了，我一边拨号一边紧张地回忆今天看过的通稿和联储会议记录，不知道有什么大事发生。电话一通，我还没有来得及出声，就听见那头执行主编大声呼喊：“罗，是你吗？快到我办公室来！” 大半夜的，执行总编的办公室灯火通明，国际版主编和亚太版主编都一脸严肃地坐在那里，这是相当稀罕的架势。我不由脱口而出：“又是一个97年？”话才出口，我就知道自己猜得不对，因为财经版主编并没有在场。 果然，亚太版主编摇了摇头：“罗，我们在上海和香港的人都还没动呢！” 执行总编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我不近视，可以看见那是红标签上是我的名字，想必是我的档案。虽然一肚子疑问，我还是知趣地闭上了嘴。这种情况下，还是等着被告知比较好。 执行总编问我：“罗，你认识RED ARMY吗？” 我笑了起来：“当然知道，我们这辈人应该都知道吧？” “不不不，”总编摇头，“我不是问你知道不知道，我是问你是否认识这个人？” “这个人？”我愣住了，犹豫了一下，试探地问：“你是说……赤旅？” 去年贵滇省境内强行关停了一千多个私人银矿，在鹤瓶引起很严重的官民对峙，武装警察在维持秩序的过程中火力失控，杀死了十多个示威者。这类事件在近些年其实并不少见，只是鹤瓶事件的伤亡数目大些而已。真正让鹤瓶出名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一些暴民袭击了鹤瓶武装部的军械库，向愤怒的示威者散发了大量武器弹药，并随之攻陷了鹤瓶县政府。贵滇武装警察无法控制局面，只好向当地驻军寻求援助，而紧急出动镇暴的一个军方警通连居然在赶赴现场途中被暴民伏击，损失过半。贵滇省当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动用了一个师的野战部队和大口径火炮“剿匪”。鹤瓶暴动历时九天，按官方数字，双方伤亡合计超过三百，民间则传说平民死亡超过两千。虽然暴动平息了，但骨干分子并未被抓获，这些恐怖分子窜入贵滇省的莽莽大山，打起了游击。 鹤瓶赤旅事件是去年亚太地区最重大的新闻之一，但是当地信息控制十分严密，外国记者根本无法进入贵滇省。官方的说法和流言大相径庭，今年新年的时候负责围剿的149山地师发言官曾经宣布彻底剿灭“鹤瓶恐怖分子”，但“恐怖分子”马上就在网上公布了其首脑人物“赤旅”的一段视频作为回击。 由于军人家庭的出身，我自己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军队轻易碾碎这些玩火者的能力。“赤旅”可以在精锐的149山地师重压下熬上几个月，已经大出我的意外了。不过无论如何，自从鹤瓶暴动以后，“赤旅”的人马虽然时不时在网上发些消息，却没有过什么大的动作，所以也就逐渐从人们视野中淡出了。 “你真的认识他？！”总编也大吃了一惊，脸上立刻显露出“怎么早不告诉我”的神色来。 “当然不认识。”我连忙否认，就算把七大姑八大姨的关系都算上，我也没法从记忆中找出这号敢做恐怖分子的熟人来。话是这么说，心里却隐隐约约浮现起一丝来历不清的不安。 总编的手指在桌子上轻轻敲击了几下：“罗，赤旅希望你能对他做一个专访？” “我？!”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想了一下，才说：“假如……只是假如，我真的可以采访到他，这个专访是否真得有那么大的意义？” 总编把他的显示器转到了我面前：“第一，一个半小时前，赤旅上载了这个视频。”视频文件是夜视模式下拍摄的，抖动而模糊，可以勉强看见晃动的人影，我看得一头雾水。总编解释说：“赤旅的人袭击了贵滇省府的军区总医院，挟持了一批医护人员、掠夺了大量药品……” 我的呼吸突然停顿：眼下的贵滇省虽然解除了紧急状态，各大城市却仍然实施宵禁，出了149师，附近省份的野战部队也调入贵滇省执行封锁。而赤旅居然敢到军区总院劫人抢药，这样的行动，已经不仅仅是疯狂了，根本就是自杀。 画面一变，好像是直升飞机在飞行，总编看了我一眼，继续解释：“赤旅的人在袭击医院的同时也袭击了鞥水陆军飞行学院，夺取了六架直升飞机，成功撤离了省府的人员。” 我的嘴大大地张着，一时合不拢，良久回过味儿来，苦笑道：“这样的事情，怎么轮得到我们……” 总编打断了我，指了指东方：“第二，赤旅的这个要求是通过那里的中央宣传部转达的。” 这一下，我彻底懵了。努力清理了一下思路，我说：“官方同意我去做的，只怕不是这个专访。”那个政府是最要面子的，这个时候本该关起门来全力报复，而不是让国外媒体去给恐怖分子做宣传。我猜测这个视频都会被网警迅速彻底地清楚，可能贵滇省的人根本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大的事情。这个时候，同意我去给赤旅做专访……我背后凉飕飕的，只怕跟着我后脑勺来的就是一枚导弹。 国际版主编对我说：“罗，你在周刊工作了两年多，应该知道，我们为了新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从来不包括我们记者的人身安全。” 我点了点头，这是事实。实际上，周刊曾经紧急撤回已经付印的一期刊物，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位摄影师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游击队绑架了。 总编接着说：“你能想到的，我们能想到，他们能想到，”他点了点显示器，“赤旅当然也能想到。这个人也许疯狂，但绝不愚蠢。”他直视我的眼睛：“罗，我不知道赤旅为什么要找你，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同意这样一次采访，我也无法担保这是一次安全的采访，我绝不会要求你进行这样一次采访……现在给你十分钟，你告诉我是不是接受这个任务。” 我死死地盯着显示器屏幕，脑子里翻江倒海，一时理不出个头绪来。 总编和另外几位对视了一眼，看看手表，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摆在我面前的棋局错综复杂，任何一方的动机都超越了我的想象，尽管总编那么说了，凭着直觉，我还是能感觉到隐藏在阴影里面的巨大危险。我也能想到，如果这次报道成功，将会给我和周刊带来什么——这个国家的发展和内在矛盾已经成为媒体近年来的焦点，关于“世界发动机”前途的推测层出不穷，却都不过触及些只鳞片爪。所有人都认为他们正在目睹一个历史转折的发生，却没有人能说清那到底是什么。严密的新闻封锁和开放的贸易体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人们曾经预测这种扭曲不能够持续，但是预测一再地失效。赤旅和他背后的人，是世人一直看不到这个国家的另一面。极端行为不过是表现方式，托在下面的则是很大的真实――赤旅的名字本身就可以说明很多。 门开了，主编走了进来。“十分钟了。”他说。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回答：“我去。” 我甚至没有回公寓去整理行装，所有的东西都会被准备好，我只需要在机场拿一块行李牌。电脑包里有厚厚的一叠文件，都是赤旅和贵滇省的背景资料。“这是给你在飞机上看的。”那个资料员说，“看完以后拿到厕所去，纸是水溶的，你不想在下飞机的时候还带着这些东西。” 我想翻一下，但是手被资料员按住：“还是到了飞机上再看，你是头等舱，身边没有其他旅客。” 我惊奇地转过脸去看执行总编，他耸了耸肩。 资料员离开以后，总编对我说：“这不符合行内的规矩，但是这一次，也许对你的安全有好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们没有向任何人承诺任何东西，罗，如果必要，你可以放弃一切来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不过是一个专访而已，”他看看案头的文件，“每三个专访，我都会压下两个，有时候是很精彩的两个。” 我微微一笑，自己也觉得脸上肌肉僵硬：“我知道，上礼拜你还枪毙了我那篇巴西央行行长的专访呢！” 将要走出门的时候，总编叫住了我：“罗，说实话，你为什么接受这个任务。” 答案自动从我嘴边跳了出来：“好奇心！那个赤旅，他要见我。” 总编会心地微微一笑：“要小心。”

和我想象的一样，一下飞机，我就受到了特殊的关照。按照随行人员的规模来看，我这起码也是省部级的待遇。穿军服的，穿警服的，穿便服的，我想但凡带个“安”字的部门，我这次是都见识倒了。宣传部的官员直接了当地说我还没有改变国籍――这我当然清楚，不过由国安的人来说这样的话似乎更加顺理成章一些。 让我郁闷的倒不是我仍然要接受国内司法管辖这件事，而是所有人都问我一样的问题：“赤旅是谁？”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听到我这么说，他们或者是皱起眉头或者是理解地微笑，但是很显然，没有人相信我的话。 终于还是有超越我想象的事情发生：在昆阳军用机场迎接我的是一个穿迷彩服戴墨镜的野战军官，老远我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等到走近了，听见他大声喊我：“螺蛳壳！”我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忍不住绽出这几天里头一次真心的笑容，说：“阿光！真的是你。” 楼海光和我算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战友”。小时候，他是军区大院里的孩子头，我是他的小跟班，在一起颇做了些偷食堂的香肠往大礼堂里扔鞭炮之类的坏事。高考的时候，我在父母压力下去读了热门的国际贸易专业，阿光成绩不算灵光，被老爷子扔进了陆军学院，倒也算是得偿所愿。不过阿光学的似乎是什么保密的专业，进了学校好比坐了监狱，居然不能随便和外面联系，毕业以后又直接去了北疆，所以自读大学开始算起，已经有近十年没有见面了。 我用力拍拍阿光的肩膀，看见暗绿的肩章上是两颗星星，不由叫了起来：“阿光！你行啊！这么几年就混到中校了？对了，你不是在北疆么？”陆院毕业授中尉衔，五六年的光景爬到中校，在和平时期真是算得上三级跳。 阿光尴尬地笑：“我是祖国一块砖，哪儿需要往哪儿搬嘛！” 我忽然回过味儿来：连阿光都能挖出来，有关部门在我身上也是花了大力气的。这样一想，初见的激动就去了一大半，脊梁骨总觉得有些凉凉的，握着阿光的手加了把力气，不客气地问：“也是这个事情？” 阿光不笑了，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先上车，我们慢慢讲。” 根据赤旅的要求，我将被空投到九万大山腹地，随身不能携带任何电子设备，赤旅的人会来找我。采访完成以后，赤旅的人会我把送到指定地点，再由军方接回。 “你们不能这样草菅人命。”我对阿光抗议，“山区跳伞很危险的，我挂树上饿死怎么办？再说我恐高!” 阿光眨了眨眼：“你恐高？早先我怎么不知道？行了行了，你也别抱怨了。其实去不去都是你的决定，我们也不能强迫你。你要真不想去，我们就这样答复赤旅。” 阿光真毒，这点小把戏一千年以前就是他玩儿剩下的，我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那，不让我带笔记本我怎么写字？” “让带。”阿光说，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巴掌大的拍纸簿和一截铅笔递了过来。“谁说不让带笔记本了？” 我怨毒地瞪了他一眼，悻悻地接过纸笔：“我靠，回到石器时代了。” 阿光说：“你别怨我，这可都是赤旅的要求。” 我端起架势，正视着阿光说：“你们真不打算放一颗导弹？BIU的一下就解决了。” 阿光摇了摇头。 我凝视他片刻，点点头：“嗯，也是，其实没有定位器材也没关系，你们只要派出特种部队，悄悄跟着我，然后老远地架好狙击枪，BIU的一下……” “行了行了，真是不懂你就这种三流小说的本事也能上新闻周刊的台面。”阿光不耐烦地打断我，“你别瞎猜了。让你去采访，肯定就是让你去采访。这个事情没有虚的。” 我沉默了片刻，低声说：“所以他们真的打掉了整个突击队？”电脑包里的那些背景文件相当震撼，期中提到昆阳军区新年后采取了一次空中突击行动，但是全部直升机都在奔袭过程中被击落，特种部队损失惨重。背景文件的来历不明，那是来历可靠的另外一种表达方法。可是文件中认为赤旅的人马有效控制了九万大山的说法，还是让我怀疑。区区几个恐怖分子，怎么可能跟强大的军队对抗？更何况这是西南门户的昆阳军区，近三十年来唯一经历正规战争的军区。然而，阿光突然的沉默让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

溶洞很宽敞，一个大洞套着几个子洞，足可以住下百来人，然而打点的相当寒酸。除了大洞里面几顶草绿色的军用帐篷，就只有些弹药箱子，连台电脑都看不见。在我的想象里，能够有效控制九万大山的指挥中心，应该堆满了让人眼花缭乱的通信指挥设备，起码也要有个投影显示屏。 几个也穿着六五式军服的人在不远处围着火塘做饭，蓝蓝的炊烟从他们中间升起来，飘入洞顶的缝隙不见了。与他们屁股底下的干草相比，我坐的这块充气垫子显然是礼宾待遇。望着他们衣领上缀着的红领章，我一时有点恍惚，彷佛置身于某一出国产军事电影当中。 “象不象在看老电影。”有人在问，我太出神了，以至于没有听见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赤旅？！”我迅速转过身，接着就把嘴张成一个O字，“葛民，是你？！” 葛民穿了身四个口袋的军服，领子上也是鲜红的两片。几年不见，他壮实了许多，沧桑了许多，只是满面的风霜也还是掩盖不住一股子书卷气，在这身军服里面多少显得有些别扭。他还在看那些做饭的人，脸上浮现出一种讥刺的神气：“就是这老电影未免太真实了些！”说着转过脸，向我伸出手：“罗师兄，多年不见了。” 这是我第二次见到葛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学生。现在却穿着一身旧式军服，带领着数目不详的恐怖分子与这个国家最强悍的军事力量周旋了整整一年。我不是没有想到过他，但是这个假设在第一时间就被淘汰。对于一个恐怖分子来说，葛民显得过于幼稚、过于刻板了，但这毕竟是几年前的印象。 葛民抓住我的手用力晃了晃：“师兄你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我想回答说你的变化可大了，嘴唇动了动却没有说出来。掌握了权力的人会有这样一种气势，让人连玩笑都开不出来。 “这，就是你的基地和人马?”我对那几个人努了努嘴。 “你以为呢？”葛民伸了伸手，示意我跟他走。 “我以为我会看见一支军队。”我努力恢复正常的声调，跟上葛民的脚步。心下忽然一动，几年前，我也是这样跟着他的步伐。 “你看见了一支军队。”葛民的眉毛扬了一下，步子没有慢下。 “嗯，我是说，”我想了想，“电脑、参谋人员、沙盘和绘图板……” 葛民侧过脸来，笑了：“师兄，战争开始的时候，你说的这些东西都还不存在。” 我的心跳忽然快了起来：“战争”！葛民用了如此强烈的一个字眼。一直以来，在我思维里，和赤旅联系在一起的词汇都是“袭击”“暴动”“恐怖活动”，葛民却把他的行为上升到了“战争”的高度，那么赤旅的着眼，到底是什么？ “先到我的洞子里来。”葛民看见我脸上的异样，往前一指，“我要告诉你的比你想问的多得多。” 葛民的洞总算体面些。洞壁上挂着几张地图，有大比例尺的军图，也有普通的世界地图。行军床上堆着军绿的睡袋和一堆书籍。靠着行军床架了一支折叠托75发弹鼓的八一步枪。空的弹药箱垒成一个书桌，上面是两部军用电脑和一台单边带――天线一直插入洞顶的缝隙，缝隙里漏进来的天光恰好可以提供足够的照明。 “是斜的。”葛民指给我看那条缝隙，“下雨天水也漏不进来。” “洞天福地。”我笑道。 葛民也笑：“对我们算，对你们可不是。” “我们”“你们”，葛民清楚地把我和他对立起来，我知道，这就要进入正题了。 “说说，你想问什么？”葛民还是很直接，一如既往。 “……”采访之前必然要做功课，我本来列了一个相当详细的采访提纲，但一天一夜之中吸收了那么多的新信息，我一时不知道应该从何问起。 “没有问题？”葛民呵呵地笑。 “为什么找我？”情急之下问出来的是个全不相干的问题，然而困扰了我很久。 “嗯，”葛民点点头，“其实也很凑巧，”他在床上翻了翻，拿起一本过期的《新闻周刊》，“有人带来的休闲读物，正好有你的文章和照片。” “就因为这个？！”我想这个答案可以让所有人的好奇大败亏输。 “当然，还有牛屎沟。”葛民把十指交叉在一起，“牛屎沟对我很重要。” “对我也是。”我说。 “这个重要不一样！”他又笑了，“所以你出了国。” “而你做了……”我还是没有说出“恐怖分子”四个字，“游击队。”顿了顿，我补充道：“我和你也就变成了我们和你们。” 两个人都沉默了。

我掏出了拍纸簿，在最上面写上“牛屎沟”，中间写上“鹤瓶”，下面一片空白。从牛屎沟到鹤瓶之间发生的事情足以成就一个漂亮的专访甚至一本畅销书，但这是一个没有终结的故事。 葛民看着我的铅笔在“牛屎沟”与“鹤瓶”之间描绘出一条虚线，又慢慢伸出下面的空白中去，便说：“不如这样，说说你知道的鹤瓶事件。”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建议，不同版本的事件描述其实是不同观点的背书，对于他敏锐的把握，我颇有些吃惊――这不是当年的葛民了，也许我真该称呼他“赤旅”。 贵滇省虽然有着相当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相当落后，国家级的贫困县这里就有两成，鹤瓶县也是其中之一。三年前中央提出“开发大西南”的口号，一时声势浩大，但是具体项目多落在基础设施建设较好的大中型城市。这样的形势下，鹤瓶县提出了“以我为主，建设鹤瓶，不等不靠，放手人民”的口号，前面三句都是废话，关键是最后四个字。鹤瓶这样的穷县本来没有什么钱可以用于开发建设，连公职人员的工资都指着一个国营395矿。鹤瓶的县委领导班子去沿海考察了一圈，商没招到资没引着，却学来了很厉害的一招：以土地资源作为“影子财政”收入来源。鹤瓶固然放不下什么房地产项目，但是九万大山的银矿是全国之最。鹤瓶县委县政府实际上是采用了土地批租与采矿权打包的方式，把开银矿的权力放到了农民手里。几乎是一夜之间，九万大山就冒出了上千座银矿。当年县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脱离贫困县行列。 鹤瓶县的做法相当有争议，因为土地批租和采矿权都不是县里所有的。然而鹤瓶是县级民主选举试点县，有些闯关的行为也不奇怪，省里一时不作结论，只是由环保和国税地税分别出面规范污染和税收。但是碗里的肉被人分抢，395矿不干了，这是贵滇数得出来的几家国家一级企业，上面可以通天，报告打到了中央，叫下来一个调查组。几方角力下来，整整一年功夫，调查工作才结束，结论是“破坏国家矿产资源，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必须立刻停止无组织的私采滥采行为”。几乎在调查组结论出炉的同时，贵滇省检察厅以“重大贪污贿赂行为”对鹤瓶的主要负责人提起公诉，国土资源厅则组织精干力量“在中央调查组指导下”开始全面关停鹤瓶及周边县市的私有矿产，冻结没收设备物资和非法所得。私有银矿涉及贵滇省十数万人的生计，尤其是在前期投入极大资金进行的“正规化、大型化、高效能、低污染”改造初步完成的时候踩下这个急刹车，顿时引起剧烈反弹。对于民间的请愿游行和示威活动，贵滇省采取了比较严厉的压制行动，逮捕审判了一批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极端分子，同时也积极修正过于粗暴的关停没收行为，暂时停止了清理私有银矿的工作，并对个人损失进行了适当的补偿。恩威并施之下，初步稳定住了局面。 三个月后，眼看风声平息，省委工作组在鹤瓶县大水乡重新启动关闭私有银矿的工作，却遭到了当地村民的坚决抵抗。在大水乡银矿矿主对工作组人员进行了暴力恐吓之后，工作组寻求当地公安机关的保护，竟然遭到拒绝。震惊之下，省里当即出动武装警察机动部队维持秩序。警民对峙过程中，暴乱分子占据了大水乡派出所，试图抢夺枪支弹药，镇暴武警对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场击毙暴乱分子十七人，正式拉开了鹤瓶暴动的序幕。 “武警杀人”的消息引发了万余当地民众围攻镇暴武警，镇暴武警向当地驻军紧急求援，红山军分区派出了边防四团一营加强军分区直属警通连赶赴现场，担任前锋的警通连在行军过程中遭到劫取了军械库武器弹药的暴动分子伏击，所有车辆被毁，伤亡过半。暴动分子随即缴了镇暴武警分队的械，攻陷县政府，要求和中央直接对话。局势全面失控，贵滇省立刻上报中央，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由昆阳军区实施军事管制，并调动了有“丛林猛虎”之称的149山地师、军区直属陆航团和特种兵大队进入鹤瓶剿匪。暴动分子在鹤瓶构筑工事，进行了猛烈的抵抗。149师为山地轻装部队，攻坚火力不足，剿匪初期产生相当大的伤亡，不得已之下，昆阳军区出动炮4师130加榴炮团，彻底轰平县城，结束了鹤瓶暴动。残余的暴乱分子退入山区进行游击战，一直持续至今。

虽然是屏幕不大的军用电脑，也不该如此模糊不清。葛民给我看的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球状物的照片，明显聚焦不准，只能看出大致的样子。粗粗看起来，好像是一只剥了一半的榴莲。 “这张看不懂就看下一张。”葛民看见我一脸的迷惑，食指轻轻敲击了一下键盘。 我还以为是过于疲劳的关系，视力模糊了。点点头用力揉揉眼睛。才拿开手，就被清晰到刺目的照片当头打了一棍。几乎花了五六秒钟，我才确定这是一张人脸，也许应该说，曾经是一张人脸。皮肤上满是大大小小的脓包，整个脸高高肿起，变成黑红的眼色，眼睛的位置被粘稠的黄白色液体覆盖，完全看不出本来面目。 “还有。”葛民点开了下一张图片。 有了刚才的经验，我比较顺利地认出这是一个人的背部，狰狞的颜色让那上面一串一串的脓包越发触目惊心。看上两眼，我几乎要把隔夜饭都呕吐出来。 葛民又退回了头一张灰白的照片：“现在你知道这是什么了吧？世界上最大的病毒。” “最大的病毒？”我茫然地问，努力在记忆中搜索。我可不是学生物的，只是依稀在哪里刮到过一点印象。 “你应该知道的，”葛民指了指我的左臂，你们这个年龄的人都该知道。 “你是说……”我看着自己的左上臂，难以置信，“天花？”仅仅是由于葛民最后的那句提示，我才想到天花病毒。可即使是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真实的天花病例也是那么遥远的东西，以至于无法从那两张照片上得到线索。那照片视觉冲击力太大，虽然是在电脑屏幕上，我却几乎能真切地闻到让人恶心的臭味。 “是的。天花！”葛民点头。 “太离谱了吧！” 想到那些被劫持的医护人员，我忍不住出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喊起来，“你是不是想说……” “别激动。”葛民对外面做了个手势，外洞煮饭的那几个人已经警觉地把枪端了起来，“我就是想说这个。”他伸手拿过了那支八一步枪，“你说得对，用这样一支步枪怎么可能对付国家的战争机器，即使是这样一支步枪，也不是随便拉一个山民来就能用好。是的，在这个时代搞武装斗争是愚昧的。但是，”他停顿了一下，加重口气说:“人类一直都做各种愚昧的事情，而这一次对于这九万大山里的山民来说，根本没有“不愚昧”的选择！这是一个敢于对自己的人民使用生物武器的政府，这是一个用社会底层的生命来装点盛世景象的政府。对他们来说，平民的价值只不过是践踏的道具。你明白吗，拿起这支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 “你太偏激了！”我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对于一个记者来说，保证中立客观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这种武装冲突的环境中，一个尖锐的表达可能就会送掉自己的性命。但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葛民的观点，“这是一个高速变革中的社会，存在各种不公正是现实。可是你说得太夸张了。你想想，有多少种武器可以用于摧毁九万大山中的生命？鹤瓶暴动都快一年了，如果政府真的使用天花病毒攻击，为什么要拖到现在？” “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可以抵抗那么久啊！”葛民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他们还以为我们不过是些冲动的暴民，抗拒不了国家机器的暴力，直到那支突击队被歼灭，他们才发现要消灭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至于使用天花，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和政府军队一样，我们的战士大都是三十岁以下的青年，没有接种过牛痘疫苗。就算是80年以前出生的，这九万大山里的少数民族大多也不在国家的防疫系统覆盖中……这次的天花病毒并不是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品种，而是改良过的。接触病毒以后，两天内的死亡率高达70％，基本没有恢复的可能。我们在今年三月初在伏击突击队的地区头一次发现带毒者，蔓延速度很快，一个星期之内就消灭了七个自然村……你来的路上应该注意到，我们已经尽力撤出了山村居民，感染病人现在都统一安置起来了。” “你是说，关起来了。”我纠正他。 葛民没有否认:“我们救不了他们，我们控制的人口中接受过牛痘接种的还不到半成，只能尽可能封闭易感人群，可是九万大山那么大，政府又在不断投放，那么多月了，我们还是不能消灭传染源……” “那些医生呢？”我问。 葛民摇了摇头：“两天功夫，死了快一半了。” 我身子一震，寒意慢慢从心底泄漏出来，终于连手指都冻住了。那支笔僵在拍纸簿上，写不出一个字。葛民原本有些偏激，却决不是今天这个样子。我面前的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 “你干嘛这样看我，”葛民皱了皱眉头，“我又不是杀人狂。我们没有杀死任何一个医护人员，他们都是感染发病死的。” “你让他们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那些病人？”我一字一顿地问。 “请注意你的说法。”葛民纠正我，“我们从来都没有防护装备，九万大山里的死亡人数已经是四位数了。至于在实施生物战的时候，军区总院居然没有任何物资技术准备，这只能说是他们自己找死！不过也有好消息，就是80年以前实施的牛痘接种对这个变种天花还是有效的，现在还没有发病的都是那些接种过的医生护士。” 这个好消息真是让人齿冷！我咽了口唾沫。我们的立场差别太大，葛民显得有些不耐烦了，我得留心自己的表达方式。“你说，军区总院没有针对天花的防疫物资装备？”我小心翼翼地问。 “嗯，起码我们没有找到，那些医护人员也没有接受战时接种。”葛民说着，明白了我的暗示，“你想说军方并没有实施生物战？想想这个，军方人员在春节以后就没有进入过疫区！至于防护问题，是我们估计失误，如果进行了大规模的接种，那不是等于宣告正在实施生物战？”他笑了笑，“军方大概也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时候还有能力突袭大后方的军区总院吧？！” “哦，我不想说军方没有实施生物战，”我说，“我只是想，病毒本来就是自然界中的东西，是否存在第二种可能性？” “突然爆发的天花变异？”葛民用讥笑的口吻说，“天花的变异度在已知病毒里是很低的。而这次的变种病毒，从生物角度来看，近于完美，更象是实验室里做出来的东西。再说，九万大山已经整整70年没有天花病例了。” “你也记得贵滇省70年前曾经是天花重灾区？那时候的天花是从哪里来的？” “你在对自己不熟悉的专业枉加评论！”葛民不客气地说，“天花不是贵滇特产，那次大流行是法国传教士带进来的，而且这里的环境并不适合天花病毒，所以那次天花爆发是自然中止的。老罗，你把话题带偏了，”他有些不满，“要跟我争论这种问题，你应该多做些功课。我之所以找你，也不是为了讨论天花。” “这个指控太严重了！”我争辩说，“如果政府真的使用天花病毒作为武器，这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对人类犯罪！国家的政治道德破产，必然引起国际社会的干预。根据WHO的决议，天花病毒早该消灭，除了俄国美国，别的地方根本就不该有这种东西。” “国家的政治道德？”葛民失笑起来，“老罗，你比我当年还要天真，居然还相信这种东西。道德这个东西，在社会层面是存在的。但是国家只有利益，所谓的政治道德不过是利益的脂粉。社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国家只是少数得利阶层的工具，你一个搞财经的记者，更应该明白这一点。” 葛民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决不是有道理。我想了想说： “你一再指控国家和政府的卑劣，把政府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可是政府是谁？国家是谁？那也不过是一部分社会成员，一部分的人而已。他们和你我一样，有短处也有长处，本质上都不过是自私的人。你这样仓促地把他们放到对立面，未免过于主观。我同意这个政府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它并不是为了践踏社会底层而存在的。” 葛民对这个问题早有准备：“你也使用了社会底层这个词汇，说明你认可底层的存在。与底层相对的就是高层，这个对立面不是我搞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政府人成为中上层社会奴役底层人民的工具，政府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参与者而非规范者，这是我们面对的现状。正是由于政府成为了少数人牟利的工具，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公正，才使鹤瓶暴动成为必然。你觉得使用天花病毒是很大的事情吗？不是的，即使使用核武器也不是！重要的从来都不是手段，而是那部分人的利益有没有得到维护。对人类犯罪？什么时候人类成为一个整体了？” “什么时候平等本身成了追求的目标？”我反唇相讥，“等贵贱，均贫富？还是共产公妻？为什么你是领导者，他们是下属？人和人生来就有不同，即使是九万大山里面，你也可以看见哈尼族和傣族的日子比彝族拉牯族过得好。我们小的时候基尼指数比现在低吧？日子比现在好么？这么多年下来，即便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是提高了而不是下降了。不患贫，患不均！” “平等本身不是追求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葛民摇头，一脸严肃地说，“对平等的追求仅仅是对极端不平等的反动而已。不错，比起100年前，九万大山的山民日子是好了一点点。可是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难道没有这个政府，日子反而会过得更糟糕？100年来，日子是不是只该好点点？不错，我们的确是患不均。可你能忽视相对差别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少数人才能享受到的剥削利益是会加深底层人民的痛苦程度的。都是爹妈生养的，凭什么这山里的人就连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都没有？我们不要绝对的平等，我们要得不过是一个平等的机会！” 这样的交谈永远也不会有结果，我叹了一口气。说实话，葛民的观点一点都不稀奇。网上这样的愤青言论比比皆是。唯一的不同仅仅在于葛民掌握的不但是一套偏激的思维，还有上千名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 “你这话听着很耳熟。”我苦笑着说，“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吧，你凭什么？几支步枪几枚导弹？你都说政府用天花病毒了，那比可比你的子弹利害得多。” “罗师兄，”葛民用回了老称呼，“你现在是那一面的人了，我知道我的话你是不明白的。如果你能站到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你就会明白不管是天花病毒还是子弹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能改变这个畸形世界的，就只有两个字，”他不等我发问，就目光炯炯地说，“革命！”

先前听到战争我还觉得讶异，可现在，革命从葛民的嘴里蹦出来已经显得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革命是改变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是暴力和剧烈的，”我复述着自己拍纸簿上的笔记，试图把思维理清楚，“你也提到了九万大山人民的惨重损失。你的确觉得，用那么多的生命作为代价的革命会比渐进的改良更加优越么？” “渐进的改良？你是说你来自的那个国家？”葛民的嘴角浮上一丝不屑。“如果撇开既有的经济基础来看制度本身，你就会毫不费力地发现受压迫者的苦难并不少哪怕一丝一毫。白领的奴隶也仍然是奴隶。这种所谓的渐进改良在那么多的国家发生了，可是在大多数地方，人们并不像你们过得那么富裕。”他评价说，“你在倒本为末。” 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葛民这种很有表达欲望的采访对象并非记者们的最爱。如果没有有效的约束和引导，那么这篇专访顶多也不过是“赤旅”的布告栏的新闻周刊版。我必须从葛民天马行空的思绪里寻找出我所需要的素材，然后递给他，让他自己用一条合我意图的线索去组织起来。 毫无疑问，当葛民谈到“革命”的时候，那根足以穿起所有珠子的金链终于出现了。我压抑住心中的激动，皱起眉头，捻着手中的铅笔头，停止了记录。 葛民果然停下了激情澎湃的长篇大论，讥讽地望着我：“怎么，是不是我的观点对你来说太疯狂了？” “哦，”我如梦方醒似地摇头，“当然不是疯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只是……”我拖长了声调，“鹤瓶这样的根据地还有几个？” 葛民盯着我的眼睛，我坦然地承受他的目光。按照我的采访经验，这样的目光之下，就是他掏箱子底的材料了。葛民微笑了起来，他竖起食指，轻轻摇了摇：“你刚才说过，这不再是几个农民就可以揭竿而起的时代了。即使全国有三十个鹤瓶，也未必就能够把政府拉下马来。所以……鹤瓶只有一个，但是一个鹤瓶就够了！” “够了？”我重复他的话。 “够了！”葛民肯定地点点头，“导火索，只需要一根。” “你在假设一个巨大的炸药包的存在。”我提醒他，“大到几千鹤瓶山民就能引爆上亿人的怒火。这个假设是不是太大胆了？” “中国人发明了黑火药，上千斤的火药才能炸破一道城墙。”葛民突然转换了话题，我静静地听他说。“到了黄火药时代，几十斤就够了。如果使用现代炸药，你猜需要多少？”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这么大一块，就这么大一块C4，足以炸破西安的古城墙。” “我还不知道你是一个军事爱好者。”我笑道，“看来你用过C4了？” 葛民郑重地点了点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们只是不知道我们有多少？” 我愣了一下，手中的铅笔停在了拍纸簿上！葛民所说的C4显然不是塑胶炸药。我毕竟还是没有一线记者的敏锐，竟然没能第一时间理解葛民的这个比喻。 他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山民，即使受过粗浅的军事训练，即使能够凭借地利人和抵抗正规军的围剿，也绝不是他可以赖之“革命”的力量。他的王牌，绝不是阿木培甲那样的彝族孩子，而是消灭了军方突击队劫夺了陆航直升机的精锐外援。星星点点的细节摆在面前，葛民背后的势力已经呼之欲出了。我甚至怀疑阿光也清楚这个事实：与昆阳军区的围剿大军对抗的，其实正是来自军方内部的力量。然而，如果葛民的这些外援强大到了可以支持一场革命的程度，卷入了鹤瓶暴动的就不是军方的少数同情分子。 “那么……”我斟酌着言词，“你现在能炸毁怎么样的城墙？” “炸毁怎么样的城墙？”葛民的脸上浮起了一丝笑意，看了我一眼，“当然了，游击队，天花病毒，现在居然还有大规模的内战……这都是热到爆的素材。” 我不理会他的取笑：“如果仅仅是这些素材，新闻周刊有得是拿普利策奖的大腕，你不用点名叫我来吧？”在一本过期杂志上看见我的名字或许只是意外，但是通过种种手段让我专程前来可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精彩！”葛民大笑着鼓掌，“罗师兄，真有你的。”他略一沉吟，“好吧，如果你是指首都的话，那么我所说的C4不会少于六万。”

这世上动不动就寻求国际媒体发表声明的，多半都是恐怖分子。道理也简单的很，因为声音微小，才需要让更多的人听见。如果政府和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已经严峻到了即将摊牌的程度，并且如葛民所说，红军派已经有了夺权的把握，实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费那么大力气找我来做这个专访。 我也考虑过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是红军派还没有准备跟当权派展开正面冲突，葛民才利用这个专访的机会逼红军派出手。考虑到官方对于这次采访的配合态度，我几乎要确信这种可能――从我回国以来所接受的问话访谈内容看起来，官方似乎并不清楚葛民的真实背景，我的这次专访可能是挖掘内部敌人的最好机会。从葛民的角度来说，这个推断也挺合理。他不过是红军派手里的工具，却希望借助红军派强大的实力杠杆来扭转“革命”的方向。 可是，前几天的突击行动给这个假设挂上了大大的问号。袭击军区总院和陆航学院的行动如此专业漂亮，就算是个呆子也知道这不是几个彝族游击队员能干出来的。红军派如此大张旗鼓地动作，显然已经不再需要掩饰身份。况且，葛民不过是九万大山名义上的领导人，真正运作着这个庞大反政府基地的，应该都是红军派的人。他又怎么能避开红军派的耳目来利用我这次专访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我确实不了解葛民的真实意图。 葛民想了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我要是只给你一个各方同时出现误判的答案你大概也不会满意。这么说吧，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只谈夺取首都或者政变成功与否，这都没有很大悬念。我们也不需要这次专访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作用。不过，可以从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治天下。红军派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赢得更广泛的道义支持，尤其是考虑到将要发生的激烈社会制度变革……” “可是……”我追问，“这对政府有什么好处？他们有什么理由支持我的专访呢？” “所以我说这是各方误判的结果，”葛民轻描淡写地说，“政府方面一来可能还不清楚红军派的真实力量，希望借这个机会历清脉络――你也知道，近些年政府的情报工作有多么糟糕；另一方面，你这样的中产阶级增长很快，在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红军派的宣传是否会起到相反效果还很难说。” “你一直在说红军派和当权派。”看样子葛民是打算跟我绕了，我不得不直奔主题，“但是我采访的是你，是赤旅。赤旅和他手下的游击队在这个交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期待？” “只有赤旅！”葛民纠正我，望了一眼外洞的那些战士，“他们的使命已经结束。其实我想政府方面现在也该回过味儿来了，等到你的稿子发出去，再做军事准备已经来不及了。下一个阶段的革命中，这些人只不过摘取他们的胜利果实。至于我嘛……”他笑了起来，“我说了，我的任务是把不断革命这个任务制度化，所以你这个访问给我带来的个人地位变化可能是最直接的。” 葛民听起来很坦率，逻辑也清晰合理，可我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就算政变成功，他也在新政府中谋取到了重要的职位，是不是就能实现他不断革命的梦想了呢？这几年他的变化要比我大得多，我不敢相信他还会那么幼稚，可也提不出反对意见来。 “我知道你想什么。你想得太多。如果什么事情都能够事先想清楚，那就不用做了。你这里，”他指了指我的脑袋，“用得太多，”又指了指我的心口，“这里用得太少。人，还是需要信念的。” 我苦笑了一下：葛民说得对，我的确不是一个行动主义者；所以我是一个记者，而他是一个革命者。我合上拍纸簿：“这么看起来，好像我的采访已经结束了？” “好像是。”葛民微微颔首。 我揉了揉太阳穴。，从北美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的赶过来，居然只是为了不到两个小时的谈话，我有些怅然若失：“你现在很会猜人心思了，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 “哈哈！”葛民大笑，“是不是：连那些打败了军队的游击战士人还没见过呢！” 我点头：“答对了。可以么？”

“没有照片。”我抹了一把额头的汗水，对着电脑大喊，“我再重复一遍，什么都没有。现在军方连相机都不还给我，就算是那些采访笔记，也得到北京才能给你。” “……”长时间的沉默，我想象着地球那一头总编黑下来的脸。 “罗，”总编清了清嗓子，“你到新闻周刊已经快三年了……” “总编！”我打断了他，“我知道，我明白，如果我不知道又怎么会跟你提这样的要求?” “你知道还提？！”总编终于压不住怒火了，他的脸上现在肯定红得放光。“你要我用这个采访换下罗德里格斯的封面专题，没有问题，可你要我放一个没有经过查实的文章在新闻周刊上……罗，这是新闻周刊！！不是你以前那个什么什么东方东方的。我宁可错过世界上最重大的新闻，也不可能把无法确认的任何故事放到杂志里。我告诉你，不仅仅是我，不仅仅是新闻周刊，任何一个美国主流媒体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的二踢脚放出来，我的心情反而平静了。毫无疑问，总编也一定被这个困难的决定深深困扰，要不他根本不用在这里跟我发脾气。我把声调放得平稳了些：“是的，总编，我当然了解你所坚持的立场。可你真的认为这是一个完全无法查实的故事么？我身边只有军方和情报部门的人，可我甚至无法获得任何一点证词，就连单纯说明他们军衔性命都不可能。即使是一个伪造的故事，也能找到些不相干的证词吧？我这里没有可以确认的东西，北京呢？华盛顿呢？鹰眼卫星图片公司呢？” “片子已经出完了，三个小时之后杂志就要付印，”总编的声调软了些，“你觉得我有这个奢侈花费十几个小时来为你这个几千字的故事寻求证据么？” “你有！”我肯定地说，“你知道七天以后会是什么局面。” 我清楚地听见总编叹气的声音，过了一会儿，他才说：“罗，告诉我一件事，你真的相信赤旅的话么？” “我不能为赤旅的任何一个字背书，但我相信我写的每一个字。”我肯定地说，“我相信我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观察和判断。” “你打败我了。”总编说，“这也许是我整个新闻生涯中所做的最不职业的决定。” “也许是最职业的决定。”我说。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打败他的并不是我，而是执行总编自己的欲望。 “罗，我们的通话肯定被监听了。”总编在挂机前提醒我。 “当然。”我毫不怀疑。就算使用的是目前最先进的加密通信设备，这电波也会被很多人轻松截收破解。 我才关上SATFONE的界面，柳海光就走了进来,“通话完了？” “喂，”我苦笑了起来，“怎么说也是偷听，不用这么光明正大吧？” “行。”他头一点就往外走，“那当我没说，我叫美领馆那些人回去。” 我愣了一下：“等等等等，别跟我玩这个，什么美领馆？”昆阳是西南重镇，但是没有美领馆，最近的领馆也在几百公里外的川都。 阿光把手一摊：“你问我？我还问你呢！你现在真是出息了。我们刚到昆阳，驻川都的武官就飞过来接你了。” “就能接到我？”我傻傻地追问，这次专访牵扯出来的事情太大，我自己都没指望能在军方把我掏空之前离开昆阳。尤其是，我只不过拿了率卡，并没有转换国籍，美方其实没有足够的理由要人。 “要不说你出息呢？”阿光拍拍我的肩膀，“政治局常委直接电话过来要求满足美方的一切合理要求。政治局常委啊！你除了电视上几时见过一个真的？”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心里那无尽的谜团似乎亮了一点。难怪我这次的行程从头顺到了脚，看来中央对局势的严重性并非完全没有估计，把我这个小小的人情送给美方，不过是示好的一部分吧？ “得，说你胖你就喘。不用那么若有所思吧！你肚子那点东西也没值当我们那么用力去掏。早告诉你了，只要稿子照实写就够了。”阿光勉强的玩笑下面是沉郁的神色，我的心忽然痛了起来――我就这样避开将要发生打乱的祖国么？这是我的祖国啊！ “阿光。”我边整理那点简单的行李边问他，“说实话，真的动用生物武器了吗？” “过界了过界了！”阿光提醒我，“我可没问你什么离谱的东西。” 我把东西都塞到包里，直起身来：“你们连检疫都没给我做。” 阿光皱了皱眉：“你怎么知道没做？一点技术含量没有！” 我顿时想起了那个越野吉普，前面是阿光和他的人，我自己坐在封闭的后舱写稿子，那时候还以为是给我提供隐私。“那就是说……” “我可什么也没说。”阿光摇头，“你是个记者，应该自己去挖掘所有的可能性。” 我笑着回答：“这不正挖着呢？” “挖错地方了，”阿光爽快地回绝我，“我是个军人。” 我停下脚步：“阿光，你是不是真的没有质疑过……” 阿光的眼神中露出了一丝令人捉摸不定的悲哀：“如果质疑太多，军队就不用打仗了，不能打仗的军队还叫军队么？” 我想说内讧的军队算不算军队，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也是军区大院里的长大的，阿光这种职业军人的思维方式，我就算不赞同，也没有办法去攻击。 在国内倒没耽搁多久，一回到美国我反被拘起来了，没出旧金山机场就坐着利尔喷气直飞东岸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子。风景倒是极美，屋子正对着一湾碧蓝的大湖和茂密的森林，傍晚清晨，我都可以出来在湖边散散步，当然，总有人跟着。 难过的是这帮人压根儿不让我知道外面的消息，只是来回挖我在九万大山里度过的那十几个钟头。在我的一再抗议之下，一个越南裔的漂亮美眉才把那期新闻周刊拿给我。封面很简单，红色的公鸡状地图，明黄的大字标题 “RED VS RED”，亏他们想得出来。 “这样不成。”第四天头上，我跟头目模样的人抗议，“你们能问出来的问题总是有限的。把资料给我，让我自己想。” 头目犹豫地看着我。 我不高兴地说：“我有整整一个专题可以写，你们那些狗屎脑袋要是比我厉害，也去挣挣稿费看？”不是我看不起他们，做我们这行的其实和中情局吃得差不多是同一碗饭，只不过我们的线索少点，人员也少点，那就只好用脑袋来补。 头目给他的上司挂了一个电话，说了一会儿转头问我：“你要什么材料？” 我说：“你们关心什么？” “天花咯，”他说，“当然，那些军方的消息更重要。” “呆子！”我一点不客气地骂他，“先给我赤旅的资料。” “随便，”头目无所谓地挥挥手，“要是你杰出的大脑能比我们做出更了不起的分析。”所有的消息都是赤旅发出来的，当然应该在这个人身上先下功夫，很显然，中情局已经做了他们觉得足够多的功课了。但是这不一样，我才是见过赤旅的人，我甚至见过成为赤旅之前的那个人――葛民。 我现在才理解阿光以前跟我说的那句话“估计我的名字都在他们的档案上。”只不过，哪里是名字那么简单？我只知道葛民的姓名和他就读的大学，中情局就把他高中里的初恋女友都挖出来了。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也很想让中情局查查我的初恋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 真正让我吃惊的是这个事实：葛民在中断研究生学业一年后，也曾经出国求学。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用两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生物工程的博士学位，曾经轰动当地。考虑到做实验所必须耗费的时间，葛民的成绩就算不是后无来者也称得上前无古人了。然而，毕业以后葛民马上回国，却又没有继续从事本专业的研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在学界消失了。 “你怀疑那天花病毒不是政府军施放的而是赤旅自己搞得鬼？”越南美眉问我，她的名字叫阮氏梨，大路到了极点的名字，听起来可真不象她看上去那么漂亮干练。 我点点头。葛民是80年以后生人，应该没有接受过牛痘接种，但他左臂上有着明显的疤痕。阿木平甲左臂上溃烂的水泡更加清晰，完全是接种了不久的样子。若是政府军施放了天花病毒，葛民又是从哪里搞到的疫苗呢？就算他从患者身体提取病毒样本制作了新疫苗，且不论这工作是多么不可能，那么起码他不需要袭击军区总院劫夺医护人员和药品。这一切，在我看来，更象是葛民一个失败的实验。想到这里，忽然有个缥缈的心思闪了一下，正想要去抓，却听见阮氏梨说：“第一，赤旅手里不可能有天花病毒啊！” 不错， WHO在80年代宣布在全球范围内消灭了天花，目前只有俄国和美国保有天花病毒样本，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葛民的经历中都没有接触天花的可能的。 “九万大山在40年代初曾经爆发过天花，那么天花病毒会不会在某些条件下凑巧被保存了起来，”我想了想说：“天花不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吗？” 阮氏梨摇了摇头：“不可能在没有宿主的情况下生存。” 我说：“那最初是怎么出现的？” 阮氏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上来，转换了话题说：“第二，如果赤旅想拿变异天花病毒作为武器，那起码应该修改成是现有疫苗失效的病毒。” 这次是我呆了一呆，强词夺理地说：“所以我说实验失败咯。”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那头目端着一杯桔汁看着报纸，很随意地对我说：“赤旅是有可能接触到天花病毒的。第三军医大学60年代曾经在贵滇省九万大山里设过一个171防疫研究所，是第三条防线系统的一部分，70年代中期因为发生重大事故关闭，后来就没多少人记得了。” “三线工程。”我纠正他，想想又夸了他一句，“你们真牛，连这都能查到。” “哦，报纸说的。”他冲我扬了扬手中的华盛顿邮报。 “报纸？”我眼睛都鼓了出来。 “各报都是头条”阮氏梨也附和着，走过来递给我一份华尔街时报。 我小声问她：“是不是我们说的每句话你都上报了？” “是啊，”阮氏梨理所当然地说，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注意尊重执法人员！” “好，我尊重。那你给我上报这句，我要求能看新闻能上网。” “没说不给啊？！”头目的耳朵真好使，隔着老长的餐桌瞪我，“你自己没提。”

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多得让人眼晕。 天花爆发的消息比推测出来的政变传闻更吸引普通人的眼球。在新闻周刊上市当年，WHO就与贵滇方面取得了联系，并迅速向当地派入了专家组。日本在次日宣布组建由自卫队和厚生省联合组建的防疫救援队，一旦受到邀请将立刻前赴九万大山灾区投入救援工作。俄国美国和欧盟国家也随即纷纷宣布组建救援队，随时准备提供救助。民间的反应甚至更加迅速，所有从国内离境的班机都告爆满，机位甚至订到了一个月以后，世界各大入境都宣布对亚洲方向的入境人员实施全面身体检测。国内的板蓝根全面脱销，欧美各大医院的流感防疫注射都排起了长龙，而药厂的股票几乎涨到疯。 各个国家以及NGO组织在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对国内隐瞒持有天花病毒样本的事实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和质询，而国内政府的表现则是前所未有的配合，不仅立刻放行了除日本以外的所有救援机构和物资，并且以很高的效率公开了政府方面对天花病毒流失的调查报告：191研究所所在坑道在70年代中期发生严重坍塌，在场人员无人生还。鉴于危险性太大，军方对坑道做了彻底的消毒密封，191研究所的名字也就此消失。随着当事人退役离职，竟然没有人记得这个事情了。当地农民两年前意外发现了坍塌洞库，在上报当地政府没有得到回应的情况下开始拆除洞库的砖块和钢构架出售。由于九万大山地区建材缺乏，运输费用昂贵，这居然成为了当地致富的主要途径。暴利面前，农民们发挥聪明才智，竟然安安全全地一直把洞库的建材拆到了191试验所所在地，疫情爆发。这是今年春节前的事情，赤旅知情后迅速封锁并掌握了整个洞库。昆阳军区春节后发动的特种部队袭击失利后，军区剿匪指挥部内部对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产生了极大分歧，没有能够继续采取突击行动。因为持有天花病毒这个事实国际影响太坏，国内一直进行严密的新闻封锁，甚至连执行剿匪任务的149师也不知情，仅仅有那几个热点地区的军人接种了天花疫苗。现在事实曝光，政府的态度来了一个360度的大转弯，不仅一步步公布天花污染的细节，甚至在联合国要求下公开了所有军方半军方的防疫研究机构名单，宣布随时接受WHO的突击检查，以确保没有继续持有和研究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生物材料。这个态度不仅引起了军方内部的极大反弹，也有大量网民在论坛上痛斥政府“丧权辱国”。 然而，赤旅所宣称的政变始终没有发生。军方主要将领纷纷发表声明支持政府的决策，不仅师各大军区表达了效忠的态度，连执行剿匪任务的昆阳军区也宣布全面停止军事行动，为各国扑灭天花的努力提供最大方便，葛民的日子想必是很好过的了。 我在那大屋子里住了一个多礼拜，中情局的头目终于让我开路，“再呆下去，你就要把阮带走了。”这当然不会是真实的原因，我想中情局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大概尘埃落定，短期内不再有国内政权变更的判断了。从这个角度说，我的这篇专访起到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大。 可是我并不相信他们的判断。 “你们太不了解那些军头和政客。”我对阮氏梨说，“如果一起潜在的政变这样就会平复，那早就世界大通了。” “看起来你还不想走。”阮回答我，“你知道不知道这一个多礼拜我们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 “多少钱还不都是纳税人的？”我不屑地从兜里掏出五张二十美元的纸币，“这样，我们用自己的钱打个赌。如果三个月内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变动，我请你在P.F.CHIANG吃大餐。” “我可不会随身带那么多现金。”阮笑着说，我的脸微微一红，确实，带这么多现金的多是新移民。“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请你不起。” “你有卡嘛！”我抗议。 “所以这顿饭是吃定了的？”阮颇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 “吃定了！”我宣称，“而且肯定是你请我。” 两个月后，WHO和卫生部联合宣布彻底扑灭九万大山地区的天花。这次的天花固然猛烈，但是潜伏期发病期也都短得出奇，为发现和救治带来极大便利。191研究所旧址在防化兵纵火后实施洗消，并对洞库进行了彻底的爆破，再也没有恢复的可能。各国救援队伍前后撤离疫区。 救援队还没走干净，军方广播系统全面覆盖了所有无线电视电台，发言人宣读了由三十七名退役将官联合签署的《告全国人民书》，宣布这个腐化的买办的剥削的政府已经走到了尽头。文件的附表是政府高官（包括给我开绿灯的那名常委）在整个天花事件中的全部活动记录，牵涉到了大笔的金钱和国外未公开的合作项目。与此同时，空降1师，空降3师，装甲9旅，步兵176师进入首都，首都卫戍区所属部队一枪未放，武装警察部队在进行了短暂而激烈的抵抗后宣布投降。仅仅四个半小时，这个国家更换了主人。 我是在CNN的午间新闻里看到这个消息的。消息还没结束，电话就响了，是阮打来的。“我欠你一顿饭。”她很爽快地说。 “哪一家P.F.CHIANG呢？”我问她，“以我为中心，25英里范围内有两家。” “如果以我为中心呢？”她笑问，“FAIRFAX的这一家离你有240英里，你来不来？” “来。”我把电话挂了。 3个小时以后，我给阮挂电话：“我到了。” 她显得有些吃惊：“那么快？我还没下班呢！” “我等你。”我说，我在PF CHIANG门前的一家星巴克坐下，打开电脑继续看新闻。 阮是那种蜜罐子里泡大的好女孩，剔透、纯真、美丽、坚信正义和法律。她就像一块温暖的白玉，唤醒我心中最柔软的一个部分。这么多年以后，我不知道我还能重新捡起“爱情”这个词汇来。 6点刚过，阮的蓝色COOPER就出现在了餐厅门口，跨出车门，她的长发和短裙吸引了不少目光。 “你也很早啊！”我迎了上去。 “提前溜出来的。”她粲然一笑，黄昏突然就变成了正午。 “所以，你为什么会相信赤旅的话呢？”阮用吸管轻轻捣着白酒杯里的冰块问我，这一家自己泡制的果酒相当出名。 “嗯，”我其实也不太回答得上来，这首先是一种直觉，然后才是对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想了一会儿，我才说，“这么说吧，他是一个天才。你听说过有人两年半拿下生物的PHD么？他比我们聪明得多了。” “他是一个疯子。”阮指出，“这样玩火的只能是个疯子。” “所以呢？”我不以为然，“天才和疯子本来不就是同义词？” 我们都笑了起来。 餐厅里角落里的电视也播放CNN的新闻，这场政变现在成了全球的焦点。我吃惊地发现正在宣读一份文件的军方发言人居然是柳海光，目光登时盯在了屏幕上。 “哎呀！”阮惊呼了一声，“罗!罗!” 我如梦方醒。刚才正在阮倒水果酒，这一走神，酒杯满了出来，满桌都是。“没洒到你身上吧？”我尴尬地问。 “一点点。”阮用餐巾轻轻擦擦裙子，大眼睛敏锐地盯着我，“看到什么了？” “也是一个朋友。”我指着柳海光说，“我原来以为他是政府方面的。” “哦，”阮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你看，”我乐呵呵地说，“我们又有下一顿饭的理由了。” 阮愣了一下，脸忽然红得象朝霞一样：“你知道这是任务？” “妹妹啊!”我夸张地说，“怎么说我也看过肥皂剧啊！” “你看……”阮的声音低了下去，“和案子当事人有个人接触是违反纪律的。” “我知道啊！所以不是又给你找了个理由。”我现在的脸皮厚得堪比城墙。 “……可是……”她犹豫了很久，终于惴惴地说，“我们不可能跟外国人结婚。” 我差点咬到了自己的舌头。 我和阮开始约会了，不是我开三四个小时来弗吉尼亚，就是她开三四个小时来纽约。我们的关系并不完美，约会经常在我劝她离开中情局和她劝我加入美国籍的争吵中结束。可是我们两个都能感觉到那种新鲜的热烈的爱情，就好像是那种小猫小狗的爱情，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生命中的每个下一分钟都值得期待。 即使不是为了让她交差，我们也常常谈起葛民的话题，他毕竟是我们在一起的原因。 这几个月来，地方先后向新政府输诚效忠，眼看红军派江山已定，大功臣葛民得到了教育部长的职位。 “杰克说这可能是赤旅最想得到的职位了。”阮说，他们都了解葛民的支教助学背景。“但是这个职位和我们的关系不那么大，所以我们这个项目可能要中止了。” “去告诉杰克他又判断错了。”我说，“赤旅想做的是宣传部长才对。”红军派实际上是卸磨杀驴，把葛民架了起来。” “你别瞎说！”阮说，“就算项目真得要砍……”她端着脸，一时说不下去。我既然不肯入美国籍，她又舍不得放弃联邦特工这个梦想职业，要是项目砍了还真是麻烦。 “我可没瞎说，你们杰克就是个近视眼。”我认真起来，“赤旅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恐怖分子了，即使他真的做了宣传部长，也还是一个恐怖分子。你能想象一个天才决心把不断革命制度化的结果么？” “想不出来。”阮茫然地摇头，“是什么呀？” 我也摇头：“我也想不出来，要不怎么老觉得心中有个事情惦记着呢？” “说到这个，”阮想到了什么，“我也总觉得有件事情挺奇怪。就是他从格拉斯哥毕业到回国的那段过程。如果他始终是做支教助学的事情，好像应该读社会学科才是。” “你这就是典型的美国式简单思维，”我嘲笑她，正想跟她讲解一下国人出国求学的为难之处，忽然象是被闪电打到了一下。我呆了呆，一把抱起阮，大声说：“啊！天才！你才是天才！！” “什么呀？”阮红着脸躲避着我的亲吻。 “我们把那两年格拉斯哥所有的PAPER都过一遍。”我几乎能看见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