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场波波娃：哈尔滨白俄女的历史与身体 (1920-1940) 【上】

文| 吴鞑靼
                
                
说明：因图片资料有限，有的图片中并不是舞女和妓女，而是普通市民。配图只是为了说明当时的衣着风格和城市风貌）
 
<上篇>
 
【0】
                
                
中国冰城哈尔滨，大家都不陌生，最近人们则会更多地提到这座城市，因为正在热映的<白日焰火>取景地正是这里。
 
关于寒冷城市中的情与爱，隐忍克制和几近变态的疯狂，电影从一个角度给予了解读。如果从更广阔的时间轴来审视它，从历史与政治的风云之中窥探一座城市中的情与爱，恐怕就不是一个故事能说明白的了。我有些偏狭地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能比俄罗斯人更擅长诠释那种隐藏在平静沉默中的疯狂，他们的生活就是最好的故事。而这里将要提到的情事和历史，就是有关这种疯狂的。
 
回想九十年代初，苏联解体时，整个国家的波波娃在各路黑帮的牵引倒转下，奔波于全世界各地的欢场，从中国北方边境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原腹地的波波娃更是不计其数。就连一些二三线小城也不例外，下班后的人们常常相讨论白玫瑰/红玫瑰歌舞厅里新来的“俄国女郎”。那时候，与异国的大洋马和小城霓虹灯相关的故事数不胜数，对快感的幻想每天都在刚刚被解放了的血脉中流窜。
 
我不是很喜欢“大洋马”一词中浓厚的生殖意味，原始得像刚刚打熊归来的猎户拎着酒瓶去找婆娘睡觉的样子。我更喜欢称呼他们为“波波娃”，这样一方面减弱了生殖味儿的腥，又加入了他们民族姓名中特点，甚好。
 
波波娃在中国欢场的驻足并不是苏联解体后才有的事儿，第一批是何时进驻的还不得而知，估计也无从考据了。因为自明清时期（包括之前各朝）的各种民族融合，大都伴随有洋妓的引入与流通。但波波娃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大规模的进入“东方”应该还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儿了。尤其是在19世纪末，通过远东（满洲）铁路的修建和沙俄的殖民扩张，小亚细亚、欧罗巴以及各种欧亚混血的异域风情源源不断的流向东方。
 
他们到来的第一站就是满洲。那么，故事就从满洲说起。
 
【流浪的起点】
                
                
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追随沙俄皇权领导、信仰东正教正统意识的人民纷纷选择流亡。随之而来的俄国内战，更是让躲避祸乱的人民不分信仰和等级，纷纷奔走。
 
有钱有门路的，通过东欧诸国或者是高加索土耳其逃亡欧美，随后在海外建立无数的俄罗斯社区，延续着上流贵族和精英团体的生活。甚至，有一些逃到德国的沙俄贵族还成了支持希特勒起家的重要金主（<The Russian fascists : tragedy and farce in exile>一书中曾介绍过此历史）。
 
而没有钱的广大百姓和追随高尔察克在东线抗击苏联红军的残弱部队，则不得不穿过漫漫西伯利亚荒原，翻越兴安岭的密林、河流，最后来到陌生的东方之地，满洲。
 
在这里他们被称为“白俄 (白系露人/White Russians)”，因为他们是与赤化的“红色”苏联人相对应的群体。虽然同属于一个大俄罗斯民族，海外的俄罗斯人却得不到正名，因为他们是“叛徒”。
 
而对于落脚在哈尔滨的白俄来说，外部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各方势力不论是中国军阀、日满政府还是国民党方面都为了不得罪苏联，给白俄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纵然是在白俄群体的内部，也不是团结如一的。远东的白俄与欧美白俄相比，就是省城人、乡下人组成的次等白俄，而远东的白俄又因为逃亡前的社会地位，分为三六九等。重重分化下，许多来自于贫穷家庭或破碎家庭的姑娘，其现实地位和境遇可想而知。
 
于是在此时，所有那些浪迹天涯的欢场波波娃，都应该被称为“没有身份的波波娃”。没有身份是指他们没有祖国，寄居在所谓“第二故乡”的领土上，可那里不再是俄国的殖民地，俄国人也早已丧失了特权与尊位。
 
在城市的街道上、在舞厅的灯光下，他们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共同的称呼“俄罗斯舞女”、“哈尔滨姑娘”、“白俄女”或“流亡女”。身份的缺失、认知的错位，造成了他们悲剧的命运。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他们就这样流浪迷失在远东的欢场之上，直至历史将他们掩埋。
 
【20年代】
 
                
                
1920年代的欢场波波娃们是城市里声色犬马生活的焦点，不论是在豪华的国际大饭店里还是在繁华街角的妓院，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他们可以是站在马迭尔大饭店（Hotel Mederne）台上的优雅舞女，面对着日本知名作家、中国政坛新贵还有国际富商们翩翩起舞。他们也可以是站在街角拉客的普通妓女，夜夜不休，只为把顾客带回自己租住的平房里。
 
一份1921年日本出版的哈尔滨旅游手册中这么记载道：
 
“在哈尔滨繁华的中国街区里，站着许多妓女。他们招揽着有钱人，一旦谈成了价，就立马坐上人力车回家；有的还会挽着客人散步回家。除了这些散落在市里的街妓，哈尔滨还有9座窑子，里面估计有5-6名俄罗斯妓女在撑门面。其他还有差不多70多名俄罗斯妓女自己租房子招揽生意。
 
“在一家叫<帕勒莫>的著名欢场里，性感的波波娃们穿着短装跳舞，尽情展示着他们的大腿和屁股。客官们一瓶接一瓶的开香槟，每瓶都在10-15银元左右（1银元约值400元左右）。几个小时后，跳累了的姑娘们就来陪客人喝酒打炮。据说一晚上的花费一般都得在200-300银元左右。可以说，是相当的昂贵了。
 
“而同样在哈尔滨的日本和中国妓女就没有这么高的价码，他们一晚上也就值10个银元。有些（赌博的）中国男人还把自己的老婆给抵押了，这种情况很多，让他们的老婆干什么都行，价格稍微高一些，一般50-60银元，贵的能到200银元。”
 
可是到了1924年，整个形势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斯大林掌权后，逃跑的白俄成了他清洗叛徒的主要目标，因为欧美的那些人太远，所以拿躲在满洲的白俄开刀，再合适不过了。
 
随着苏联势力在哈尔滨的逐渐增强，沙俄旧势力的瓦解，中国日本的袖手旁观，大部分白俄被以各种方式带回了苏联，并迅速枪毙或者送往集中营。那些侥幸留在哈尔滨的白俄人的生活，则彻底被摧毁了。
 
有钱的跑路到了北京天津上海，甚至澳大利亚和美国，没有钱的只能在一夜之间变得跟中国汉人一样，成为社会的最底层。不愿意投靠苏联的人，在哈尔滨是无法找到工作的，尤其是女人，他们既无法跟苏联人、日本人竞争高级工种，也无法跟中国人竞争低级工种，夹在重围之中的他们只能选择走上街头，卖艺卖身糊口。
 
而这其中，有的甚至是曾经的知名歌手演员，或者没落沙俄贵族的妻儿。
 
一位去往美国的白俄在回忆录中写道：
 
“ 舞女们坐成一排，等着被邀请。他们都是流亡的侨民，来自曾经优渥的家庭，可现在却不得不坐在大桌台后面。这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因为在这里他们不会碰到来自亚洲人的竞争。他们穿着几近裸体的衣服在舞台上一个接一个的走着、跳着，用女性的身体和舞蹈来激起台下男人们的兴趣。有的曾经当过歌手演员的姑娘，还以诗歌朗诵或者歌剧的唱段出场。”
 
【欢场平等主义】
 
                
                
随着时代的起落、政治的变迁，波波娃们的身体在不停地被使用和消费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是来自男性社会的敌意和侮辱，也是人类社会法则中的罪恶。但对已经失去祖国，流亡异乡的侨民来说，活下去是比什么都重要的，比怎么活更重要。
 
同情之余，有个现象是很值得一提的，就是波波娃们接客的挑剔程度几乎为零。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接受任何一个种族和阶级的人来成为顾客。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波波娃是为了钱而出卖身体，毫无底线，甚至在底线中也没有丝毫区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群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倾向的妓女。他们不会因为顾客的人种和背景而歧视对方，要知道，这在白人(欧罗巴人)中心主义盛行的年代，是多么的可贵，甚至令人感动。
 
因为，那个时代，作为一个亚洲人，即使你很有钱，也不一定能找到愿意陪你的白人妓女。所以，波波娃作为白人妓女群体中的另类，给亚洲男人，带了的不止是肉体上的享受，还有心理上的平衡。这段历史对于盛行“大洋马至上”的亚洲男人而言，相当珍贵。
 
关于这个观点，日本学者松本由纪子(Yukiko Koshiro)的书中有相关描述：
 
“在满洲，日本男人和俄罗斯女人的性关系是没有禁忌的，跨种族的通婚也是完全被允许的。哈尔滨因为拥有众多能讲流利日语且热情好客的金发碧眼俄国姑娘而名声大噪。一位在美国长大的日本记者就有感于美国女人在此方面有着天壤之别。在哈尔滨，清秀美丽的俄国舞女、咖啡店招待、酒吧服务生比比皆是，这些地方的犹太日本中国女人们更是随处可见。在哈尔滨，那种无与伦比的自由感让人无比舒心，那里没有让人窒息的白人道义，只有俄国日本中国人之间自由无拘束的交融。”
 
可以想见，那是一个高贵白种人“倒插门”亚洲人的时代，很多的波波娃“入赘”到了满人、汉人、日本人的家族里。虽然一部分怀着故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和上流精英，通过写诗写小说来怀念殖民者的优雅年代，并把许多主人公逃离亚洲家庭，寻找俄罗斯身份的宿命作为标杆，但这并没有阻止波波娃们的现实选择。
 
基于这种朴素的 "欢场平等主义"，哈尔滨成为了远东著名的娱乐中心，不管正史是否承认，那的确是亚洲男人们心中的 "黄金时代"。
 
但，波波娃们却是白种人中的另类。这个黄金时代对于来自欧美的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污点，因为他们作为欧罗巴殖民者的形象被玷污和消解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白人优越感因为满街的波波娃而变得不伦不类——只要她们不开口，你基本上分不清被你睡了的金发碧眼是哪国的。
 
很明显，白俄之于殖民意识浓厚的欧罗巴人，就是彻彻底底的害虫，她们酗酒、卖淫、反复无常、唯利是图。她们破坏了欧罗巴血统中的高贵性，捅破了白人道德体系中最敏感的那层薄膜。
 
于是，远东欢场波波娃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变得可憎起来，许多西方人更是把整个远东白俄甚至俄罗斯侨民当作耻辱的象征，西方正统意识形态里的异端。
 
此刻，汇集于波波娃身上的不仅有亚洲男人长久以来的性幻想，还有西方人咬牙切齿的憎恶。可以说，他们所背负的苦难意义，远远超过了这场历史艳遇。
 
                
                
<未完待续，下篇随后会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