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灿然西西：地球无可救药，人类还有希望
西西：地球无可救药，人类还有希望
廖伟棠/ 文
读西西的书十多年了，没想到今年才第一次见到西西，更没想到是在尖沙咀海边一个摇滚音乐会上见到她。初秋的海风稍有点萧瑟，西西坐在我前面，随着乐声小小点头。台上是台湾的乐手巴奈，她在唱原住民反对国光石化的抗议歌曲，说是抗议歌曲，却优美温柔得很。这种温柔，也是我十多年前刚刚读西西的《我城》和诗集《石磬》所感觉到的，十年后也有我城的青年在抗争中援引《我城》作为战斗的依傍，十年后我重读《我城》就是与他们一起重新反思建构香港—香港，是经由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命名为“我城”的，而他们的后后一代的年轻行动者，以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确证了这一命名，现在，我城早已不只是一本小说的名字，而是一种信念，由新的阿果和麦快乐演绎着，甚至感染了内地和台湾的年轻人—这是我在2010年的读后感。
但这样想西西，未免太沉重，西西更喜欢卡尔维诺的“轻逸”与“迅捷”，正如她自己的诗，她不是沉重的大提琴而只是一枚石磬：“只有磬/你听/你甚至可以看到/它即兴时候/朴素的文舞/这天地的风铃/长歌它自己/朗朗郁穆的南音/湮远而又古老/通过战国的隧道/仍然那么/年轻”，她的文字永远年轻，但又有她自己的重量：她曾经把自己比喻为一头袋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睡着醒着，袋里总累累地满载许多东西，而不像蝴蝶的轻，因为蝴蝶没有心。蝴蝶可以飞，但袋鼠可以跳，跳，正是西西的节奏。
西西是生于上海的广东人，《飞氈》的前半部其实写的就是上海的童年，不过很多人以为写的是香港，那不是虚构而是她的真实故事。“妈妈家里开汽水铺，爸爸真的是消防员—不是专业的而是义工，广东人都住在虹口，火灾的话很难期待政府的消防，广东人就组织自救，火灾的时候就敲起锣和钟，大家去救火。他们被称为斧头党，用斧头劈开门窗救人，人人一把斧头，就摆在家。”
西西很小就上小学，自云记忆从三年级开始，之前的已经不记得，记得的和书有关，“那时有一个大商场，其中有卖书的店铺，可以去打书钉，记得最早买的书就是《白雪公主》，还有三毛等漫画。小学在上海，还有一个儿童图书馆，每个小朋友都能去看，有很多童话，但我只记得白雪公主。儿童节它不借书，打开门，进去就送一份礼物，有铅笔有包书纸，包书纸是我最喜欢的，上面印着小鹿斑比。”
战争时代的上海给西西留下的印象，只有《候鸟》中特别写到解放军进入上海的事情，她从窗子眺望这一切。“最记得的是当时妈妈生下一个女儿，爸爸就叫我去通知我的叔叔，我一直走一直走碰见叔叔，叔叔问我什么事，我说：爸爸让我告诉你家里多了一块瓦片！”其实西西爸爸的意思是“弄瓦”。
西西全家迁港，原来并非因为战争。她的爸爸在太古工作，负责在码头管理搬运工人的账务，结果解放前后因为打仗没有船来上海，工人们因此没有工开没法生活，“他们发起工潮要求太古发工资，但工运无法触及高层，像我爸爸这种中低层管理人员却首当其冲被工人追打，爸爸觉得很危险、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只好离开上海投靠嫁来香港的两个姑姑。”
西西来香港的时候只背了一个书包，大人说要背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她背的一包全部是越剧的“戏桥”（戏剧的场刊），没有其他书。“当时妈妈她们有一个太太团，一起去看越剧，我也跟着去看，我很喜欢这些明星，原来在上海就听收音机听越剧，我拿着歌本跟着唱。”她当时最喜欢徐玉兰、王文娟，来到香港之后西西就给徐玉兰写信，却引出另一个故事，“我写信到剧社给徐玉兰：我来到香港了，很想念你，你能否给我一张照片呢？结果收到回信，不是徐玉兰写的，是他们剧团的一位负责人，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王虎成，他给我寄了两张照片！是徐玉兰和王文娟穿解放装的生活照，非常罕有。同时他还附了一封信，托我转寄到台湾，从此我就充当了中间人，为他和台湾的亲人传递了许多次信件，所以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诗人往往有做邮差的潜质。
初中时代西西最喜欢看一本《人人文学》，里面有力匡的诗、齐桓的小说，他们还欢迎读者上来编辑部玩，“力匡和齐桓常常在那里，像大哥哥一样和我聊天。所以，我的处女作就是在《人人文学》发表，这首诗真是作出来的，从力匡的诗左学一句右学一句拼贴而成，是十四行诗，全部押韵，名叫《湖上》写什么划艇啊、阳光啊故乡啊之类，连想象都说不上只有押韵。”
以诗开始的西西，还在《罗盘诗刊》创刊号接受过关于诗的专访。但她现在已经没有写诗，反而其他文体可以继续，“诗很难写，而且是一阵阵的，写开了可以连续几个星期地写，一停可能就停几年不写。”可能她把诗都用在小说随笔里了。“现在觉得很多诗都看不懂，早期诗也有点实验，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当时编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就是这样，觉得看不懂投稿来的诗就索性不编了。”
“我们大家都在《星岛日报》学生园地投稿，当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大家以投稿为乐，版面上整天见到的都是那些名字。”那岂不就像现在上facebook一样？“昆南、王无邪、叶维廉等都是这里认识的。这些人中王无邪对我启迪最大，他是我交笔友交到的，另外星岛学生园地常常办旅行，在旅行中认识了昆南。我和无邪通信一年讨论文学，却从未见面，他号称要创办新的诗派“蜻蜓体”—写几行又隔一行，好像蜻蜓点水一样。”
《交河》是西西的第一本小说集，素叶出版社当时尚未有，“素叶其实是数页的意思，当时香港没有肯出香港作者的出版社，只好自己来。”上世纪80年代中西西从任教的小学提早退休，专职写作，拿一千多元退休金拿到90年代才调整。70年代时她就参与过争取教师权益的运动，争取的是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场社会运动。”西西补充说：“政治不要管文学，文学可以管政治。”
对于她最著名的作品《我城》现在获得的诸多附加意义，她说：“写《我城》我只是写当时人的一种生活，阿果其实是我的弟弟，写他毕业、找工作、在电话公司修理电话，这些都是现实一样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的朋友，旅行也是我参与过的旅行。完全是写实的，比如当时我住的土瓜湾火车站旁边有个永别亭，火车都停在那里，火车是运尸体的，但不远处是一个铁路小学，两个车厢改装成课堂，与死亡相邻。凡是写着“有”字的车厢，里面就是有尸体的。”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西西早期的实验诗歌很有电影感，和她爱看前卫电影有关。“那时有一个大影会，我作了会员整天去看电影，是洋人开的只放欧洲和日本的小众文艺电影。”她第一次写剧本是改编了《玛利亚》去参加一个叫“十八般武艺”的文艺比赛，除了写作的还有武术的跳舞的参加，最终当然没有获奖。“我把剧本取回来，陆离知道就拿去看，结果她给了邹文怀——从此不知所踪。”西西也有十八般武艺，比如她竟然写过明星稿，“朱郁华编《香港映画》，找了陆离、亦舒和我写稿，亦舒还做衫给明星穿（作为演出道具），agogo衫。因为我写娱乐稿，当时的明星凌波、何莉莉都成了很熟的朋友。”
西西还“拍”过一部实验电影，其实根本不是拍的，“我是把别人不要的片头捡来拼贴而成的，因为我哥哥在丽的呼声新闻部工作，不要的新闻片扔得遍地都是，他就捡回来给我玩。什么明星、教皇都被我拼在一起，现在收藏在电影博物馆里，这部片叫做《银河系》，因为里面太多明星了。”之所以这样“拍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小个子的西西扛不动摄影机，只能操作剪接机。
小说才是她半生最重视的行当。“我写小说一般都会写两种，一种是很写实的，如《白发阿娥》系列那种；另一种是我要创造的、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因为我只写后者，会有人说我不会写小说，所以我写一些前者来证明我会写传统意义的小说。一般我并不喜欢写写实的小说，觉得太闷了、太容易写。我一定要想一个新的写法才能开始我新的小说。这也是锻炼我自己的写作技巧。写小说和画画一样，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写的方法。”
“我的理想读者是，他要看过很多好小说，假如我那么下功夫看这么多小说自己再比心机写出来，你要看我的小说也要勤奋一点，懒惰是不知道我的好处的。你随便翻翻当故事看，但一本小说哪里好呢？你就看不出来。你看那么多垃圾小说是没有用的。我对读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看《白发阿娥》吧。”不同的读者看西西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这是她的最理想读者何福仁先生在旁边补充的。
现在大家的焦点集中在西西的“手艺”如玩具屋、缝公仔上，其实我好奇这种手艺对她原本的手艺：写作有什么影响。“缝熊缝猴令我懒惰于写小说（笑），因为我的兴趣去了前者，这种满足感可以取代我写作的满足。公仔不只是公仔，我每做一个动物就要知道它所有的特性、知识，比如灵长目，它的生活圈与我自己有什么关联，我从中可以认识整个生物的进化，人与动物相处之道。”何福仁插话：创作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布匹。西西说：“我写小说会集中只写一点，但做公仔会带我去很多地方去看很多东西，因为我要看很多东西读好多书才熟悉它。我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思考这件事是否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时西西透露了一个正在进行的神秘计划，“我现在做的另一个系列—我不能说是什么，是熊、猿猴之后的缝制第三部曲，我也要读很多书。”这就像她喜欢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癖，“总之找出一个新题目，就有无限广阔的新天地在你面前打开，这是很开心的。”西西的暗示令人对这未来的造物充满好奇。
《我城》的结尾，阿果接通了未来的电话，问了一句：世界会更好吗？我最后也问西西这句话，问她我城到底有没有变好。西西没有正面回答，却讲了另一个近乎科幻的故事：“最近看到新闻，在我们的宇宙发现另一个地球，真是开心—《我城》最后不也想象有这么一个星球我们可以去吗？虽说600光年外，但到时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前往，未来世界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了，可能只要送一个脑子、灵魂前往就可以，不需要这个臭皮囊。它令我觉得人类还有希望，这个地球已经无可救药了。”我想告诉她，即使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她的写作，已经发明了另一个地球，可以让愤怒的灵魂安静地栖居。
【比心机：用心】
原载《时代周报》
廖伟棠/ 文
读西西的书十多年了，没想到今年才第一次见到西西，更没想到是在尖沙咀海边一个摇滚音乐会上见到她。初秋的海风稍有点萧瑟，西西坐在我前面，随着乐声小小点头。台上是台湾的乐手巴奈，她在唱原住民反对国光石化的抗议歌曲，说是抗议歌曲，却优美温柔得很。这种温柔，也是我十多年前刚刚读西西的《我城》和诗集《石磬》所感觉到的，十年后也有我城的青年在抗争中援引《我城》作为战斗的依傍，十年后我重读《我城》就是与他们一起重新反思建构香港—香港，是经由西西和她一代的理想主义者命名为“我城”的，而他们的后后一代的年轻行动者，以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确证了这一命名，现在，我城早已不只是一本小说的名字，而是一种信念，由新的阿果和麦快乐演绎着，甚至感染了内地和台湾的年轻人—这是我在2010年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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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想西西，未免太沉重，西西更喜欢卡尔维诺的“轻逸”与“迅捷”，正如她自己的诗，她不是沉重的大提琴而只是一枚石磬：“只有磬/你听/你甚至可以看到/它即兴时候/朴素的文舞/这天地的风铃/长歌它自己/朗朗郁穆的南音/湮远而又古老/通过战国的隧道/仍然那么/年轻”，她的文字永远年轻，但又有她自己的重量：她曾经把自己比喻为一头袋鼠，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无论睡着醒着，袋里总累累地满载许多东西，而不像蝴蝶的轻，因为蝴蝶没有心。蝴蝶可以飞，但袋鼠可以跳，跳，正是西西的节奏。
西西是生于上海的广东人，《飞氈》的前半部其实写的就是上海的童年，不过很多人以为写的是香港，那不是虚构而是她的真实故事。“妈妈家里开汽水铺，爸爸真的是消防员—不是专业的而是义工，广东人都住在虹口，火灾的话很难期待政府的消防，广东人就组织自救，火灾的时候就敲起锣和钟，大家去救火。他们被称为斧头党，用斧头劈开门窗救人，人人一把斧头，就摆在家。”
西西很小就上小学，自云记忆从三年级开始，之前的已经不记得，记得的和书有关，“那时有一个大商场，其中有卖书的店铺，可以去打书钉，记得最早买的书就是《白雪公主》，还有三毛等漫画。小学在上海，还有一个儿童图书馆，每个小朋友都能去看，有很多童话，但我只记得白雪公主。儿童节它不借书，打开门，进去就送一份礼物，有铅笔有包书纸，包书纸是我最喜欢的，上面印着小鹿斑比。”
战争时代的上海给西西留下的印象，只有《候鸟》中特别写到解放军进入上海的事情，她从窗子眺望这一切。“最记得的是当时妈妈生下一个女儿，爸爸就叫我去通知我的叔叔，我一直走一直走碰见叔叔，叔叔问我什么事，我说：爸爸让我告诉你家里多了一块瓦片！”其实西西爸爸的意思是“弄瓦”。
西西全家迁港，原来并非因为战争。她的爸爸在太古工作，负责在码头管理搬运工人的账务，结果解放前后因为打仗没有船来上海，工人们因此没有工开没法生活，“他们发起工潮要求太古发工资，但工运无法触及高层，像我爸爸这种中低层管理人员却首当其冲被工人追打，爸爸觉得很危险、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只好离开上海投靠嫁来香港的两个姑姑。”
西西来香港的时候只背了一个书包，大人说要背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她背的一包全部是越剧的“戏桥”（戏剧的场刊），没有其他书。“当时妈妈她们有一个太太团，一起去看越剧，我也跟着去看，我很喜欢这些明星，原来在上海就听收音机听越剧，我拿着歌本跟着唱。”她当时最喜欢徐玉兰、王文娟，来到香港之后西西就给徐玉兰写信，却引出另一个故事，“我写信到剧社给徐玉兰：我来到香港了，很想念你，你能否给我一张照片呢？结果收到回信，不是徐玉兰写的，是他们剧团的一位负责人，我还记得他的名字叫王虎成，他给我寄了两张照片！是徐玉兰和王文娟穿解放装的生活照，非常罕有。同时他还附了一封信，托我转寄到台湾，从此我就充当了中间人，为他和台湾的亲人传递了许多次信件，所以我至今记得他的名字。”诗人往往有做邮差的潜质。
初中时代西西最喜欢看一本《人人文学》，里面有力匡的诗、齐桓的小说，他们还欢迎读者上来编辑部玩，“力匡和齐桓常常在那里，像大哥哥一样和我聊天。所以，我的处女作就是在《人人文学》发表，这首诗真是作出来的，从力匡的诗左学一句右学一句拼贴而成，是十四行诗，全部押韵，名叫《湖上》写什么划艇啊、阳光啊故乡啊之类，连想象都说不上只有押韵。”
以诗开始的西西，还在《罗盘诗刊》创刊号接受过关于诗的专访。但她现在已经没有写诗，反而其他文体可以继续，“诗很难写，而且是一阵阵的，写开了可以连续几个星期地写，一停可能就停几年不写。”可能她把诗都用在小说随笔里了。“现在觉得很多诗都看不懂，早期诗也有点实验，自己也不知道为何。当时编中国学生周报诗之页就是这样，觉得看不懂投稿来的诗就索性不编了。”
“我们大家都在《星岛日报》学生园地投稿，当时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大家以投稿为乐，版面上整天见到的都是那些名字。”那岂不就像现在上facebook一样？“昆南、王无邪、叶维廉等都是这里认识的。这些人中王无邪对我启迪最大，他是我交笔友交到的，另外星岛学生园地常常办旅行，在旅行中认识了昆南。我和无邪通信一年讨论文学，却从未见面，他号称要创办新的诗派“蜻蜓体”—写几行又隔一行，好像蜻蜓点水一样。”
《交河》是西西的第一本小说集，素叶出版社当时尚未有，“素叶其实是数页的意思，当时香港没有肯出香港作者的出版社，只好自己来。”上世纪80年代中西西从任教的小学提早退休，专职写作，拿一千多元退休金拿到90年代才调整。70年代时她就参与过争取教师权益的运动，争取的是男女教师同工同酬，“这是我参加的唯一一场社会运动。”西西补充说：“政治不要管文学，文学可以管政治。”
对于她最著名的作品《我城》现在获得的诸多附加意义，她说：“写《我城》我只是写当时人的一种生活，阿果其实是我的弟弟，写他毕业、找工作、在电话公司修理电话，这些都是现实一样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的朋友，旅行也是我参与过的旅行。完全是写实的，比如当时我住的土瓜湾火车站旁边有个永别亭，火车都停在那里，火车是运尸体的，但不远处是一个铁路小学，两个车厢改装成课堂，与死亡相邻。凡是写着“有”字的车厢，里面就是有尸体的。”现实就是这么魔幻。
西西早期的实验诗歌很有电影感，和她爱看前卫电影有关。“那时有一个大影会，我作了会员整天去看电影，是洋人开的只放欧洲和日本的小众文艺电影。”她第一次写剧本是改编了《玛利亚》去参加一个叫“十八般武艺”的文艺比赛，除了写作的还有武术的跳舞的参加，最终当然没有获奖。“我把剧本取回来，陆离知道就拿去看，结果她给了邹文怀——从此不知所踪。”西西也有十八般武艺，比如她竟然写过明星稿，“朱郁华编《香港映画》，找了陆离、亦舒和我写稿，亦舒还做衫给明星穿（作为演出道具），agogo衫。因为我写娱乐稿，当时的明星凌波、何莉莉都成了很熟的朋友。”
西西还“拍”过一部实验电影，其实根本不是拍的，“我是把别人不要的片头捡来拼贴而成的，因为我哥哥在丽的呼声新闻部工作，不要的新闻片扔得遍地都是，他就捡回来给我玩。什么明星、教皇都被我拼在一起，现在收藏在电影博物馆里，这部片叫做《银河系》，因为里面太多明星了。”之所以这样“拍电影”，还有一个原因是小个子的西西扛不动摄影机，只能操作剪接机。
小说才是她半生最重视的行当。“我写小说一般都会写两种，一种是很写实的，如《白发阿娥》系列那种；另一种是我要创造的、与别人完全不同的。因为我只写后者，会有人说我不会写小说，所以我写一些前者来证明我会写传统意义的小说。一般我并不喜欢写写实的小说，觉得太闷了、太容易写。我一定要想一个新的写法才能开始我新的小说。这也是锻炼我自己的写作技巧。写小说和画画一样，关键不在写什么，而在写的方法。”
“我的理想读者是，他要看过很多好小说，假如我那么下功夫看这么多小说自己再比心机写出来，你要看我的小说也要勤奋一点，懒惰是不知道我的好处的。你随便翻翻当故事看，但一本小说哪里好呢？你就看不出来。你看那么多垃圾小说是没有用的。我对读者要求很高，如果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看《白发阿娥》吧。”不同的读者看西西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这是她的最理想读者何福仁先生在旁边补充的。
现在大家的焦点集中在西西的“手艺”如玩具屋、缝公仔上，其实我好奇这种手艺对她原本的手艺：写作有什么影响。“缝熊缝猴令我懒惰于写小说（笑），因为我的兴趣去了前者，这种满足感可以取代我写作的满足。公仔不只是公仔，我每做一个动物就要知道它所有的特性、知识，比如灵长目，它的生活圈与我自己有什么关联，我从中可以认识整个生物的进化，人与动物相处之道。”何福仁插话：创作可以用文字，也可以用布匹。西西说：“我写小说会集中只写一点，但做公仔会带我去很多地方去看很多东西，因为我要看很多东西读好多书才熟悉它。我每做一件事我都会思考这件事是否能让我学到更多的东西。”
这时西西透露了一个正在进行的神秘计划，“我现在做的另一个系列—我不能说是什么，是熊、猿猴之后的缝制第三部曲，我也要读很多书。”这就像她喜欢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百科全书癖，“总之找出一个新题目，就有无限广阔的新天地在你面前打开，这是很开心的。”西西的暗示令人对这未来的造物充满好奇。
《我城》的结尾，阿果接通了未来的电话，问了一句：世界会更好吗？我最后也问西西这句话，问她我城到底有没有变好。西西没有正面回答，却讲了另一个近乎科幻的故事：“最近看到新闻，在我们的宇宙发现另一个地球，真是开心—《我城》最后不也想象有这么一个星球我们可以去吗？虽说600光年外，但到时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前往，未来世界的人不像我们现在这样了，可能只要送一个脑子、灵魂前往就可以，不需要这个臭皮囊。它令我觉得人类还有希望，这个地球已经无可救药了。”我想告诉她，即使没有美国太空总署，她的写作，已经发明了另一个地球，可以让愤怒的灵魂安静地栖居。
【比心机：用心】
原载《时代周报》
地球有希望，人类无可救药！
我愛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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